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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高津的工作解答了西方科学界长期存在的困惑，即，如科学家们所说，崩溃是一种必然趋势。那么生命为什么会如此繁荣昌盛，不是退化、瓦解，而是创新、进化？
在耗散结构中，任何扰乱系统运行的事情都会加速系统自组成新序列的过程。
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即使变化很小，系统也会选择是否顺应这种变化。如果变化过大，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那么真正的重组就会一触即发。这种情况下，系统遭受了巨大的干扰。无法继续保持平衡，最终必将解体，因为在目前的形状下，它已无法清除干扰。但是解体并不意味着系统的消亡，如果生命系统要保持住自身的特性，它就会自组合成一种新的、更复杂的形状，以适应环境。
耗散结构以这种方式表明，混乱是新秩序的源泉，生长源于失衡，而不是平衡。
组织中我们最恐惧的事情——破坏、混乱、混沌，并不意味着灾难。相反，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创造力。接受了这种新观念的人们这样描述无序和秩序的关系：秩序源于混乱（普里高津和斯坦格斯，1984）。这些新理念突出了混乱和创造、干扰和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重新审视确定、可测和控制的概念
在量子世界里，矛盾越聚越多；在亚原子世界里，变化是突发的，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预测。量子物理学家们更多地谈论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他们计算出可能的，而不是精确的运动及量子跳跃的可能落点。牛顿物理学的观念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世界以确定的方式运行（这个假设受到了普甲高津近期成果的挑战，参看1998）。
量子世界也挑战了人们的客观量度观。因为在亚原子状态下，观察者如果不介入（或者确切地说，不参加量子的创造），是观察不到任何东西的。量子世界的奇异特性已经震撼了当代科学界对于确定、可测和控制的理解。从表面上看，量子物理学对我们寻找有序的世界并没给予多大的帮助，但是，量子界无法做出精确预测的事实并不是其内在混乱的结果，而是量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秩序。在量子组成的致密结构中，各种联系交错变化，不仅有能量的释放吸收，还有许多转瞬即逝的跌宕起伏；同时，其中也充满了各类的秩序，我们越是想分得清楚，局面越混乱。
即使在最混乱的情况下，秩序也是存在的。通过计算机，混沌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奇异吸引子——显示器屏幕上跟踪到的系统发展过程。当我们无法预测系统运动时，我们就认为系统处于混乱状态。尽管系统不会重复同样的轨迹，但混沌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坚待长时间地观察系统，你就会看到它的内在秩序，杂乱无章的运动总保持在某个隐含的边界内。系统在边界内有序，反映在计算机屏幕上是一幅美丽的图形——奇异吸引子（参看本书后面彩图）。
整个宇宙中，秩序和混乱相互包含。我们一直以为，混乱，正如它的字面含义，是一种缺乏秩序的状态。但您怎么看？混乱真的代表着不规则。换句话说：秩序真是与混乱对立的吗？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分开来看事物，认为正常状态是惟一的。但是，当我们步入这个崭新的领域，就会发现不同于所学的东西——那种混乱与秩序、改变与稳定的矛盾。其中的奥妙正如我们知道的阴极和阳极，两者都不可或缺。当我们用心观察这种矛盾运动，就会观察到最后的结局。
变化是出于环境的需要
科学家们说，系统是一个以多种形状呈现出来的过程集合。生物系统的形状与我们设想的不同。生命的形状是不稳定的，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举例说，奇异因子显现的无论是蛹还是蝴蝶，都是系统生长过程中的暂稳形状（引自詹斯 1980，6页），随着系统的生长，它会根据自身需求变换形状。
虽然我们希望组织有序，但却不知怎样实现它。我们试图去制造秩序。无论是通过明亮的玻璃屋、令人眼花缭乱的图表，还是草拟中的计划。尽管制造秩序花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创造力和精力，但它很难长久。为了把混乱和秩序分开来，我们曾付出了很多努力，所以很难接受混乱与秩序的相伴，我也不例外。我惊讶于那些不断变化的形状，因为它们并非出自刻板的、人为的加工，而是源于深层的自我完善和生长，除非我们明白它们的多样性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很难涉入和定义这个世界。我们，身处毫无生气的组织中，都经历过自组织——重塑自我的时刻。因而都明白：变化是出于环境需要，而不是某个计划的杰作。总之，我们放弃了已有的形式，以新的、最有利的方式组织了自己。
自组织与新领导观
当思考最宝贵的工作经验时，我想到了自组织。为了完成某项工作，我们不停地变换者角色和任务。我们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定义职责和角色上。总觉得自己应该明确进程，然后迅速执行。同时，在说及领导能力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种能最好的满足人们工作需要的能力。局限于等级和权力的狭小天地中，很难正确地评判领导能力。但我们都知道：谁是真正的领导，为什么愿意跟随他。马克斯·迪·波里，赫尔曼·米勒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称之为：“悬浮的领导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及时雨’”（引自 1989，4l～42页）。总能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满足集体和个人的需要，自身才能生存和成长。组织学顾问吉尔·简诺夫认为：“领导是一种行为，而非角色。我们总是需要被领导，但履行这一职责的人并不惟一，视具体情况而定”（简诺夫，1994）。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秩序和控制混为一谈，因此组织生活一团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把领导能力定义为控制能力。列宁道出了许多领导者的心声：自由虽好，控制更重要。我们对控制的探索经常被诸如此类的思想所破坏。
如果人是机器，那么控制的目的在于实现它的功能，但是，我们是有血肉的生命，僵化的控制无异于自杀。如果我们坚持认为：没有领导和相应的方针、政策，我们的行为就会缺乏自律、一团混乱；领导必须时时刻刻插手每件事、每个决定、每个人，否则我们不会完成任何任务，除非已有现成的模式。这种死板的、令人厌倦的工作模式严重损坏了组织和个人的创造力。
如果我们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不再盲目地控制，而是真诚地寻找秩序的起源，我们就会发观，其实它就在我们周围，崭新的视角会让我们领悟更多。
通过树间的缝隙，我又看了一眼那头驼鹿，从中我领悟到：那种对安全感的探寻，希望按自己的意愿去控制组织的想法无疑是很愚蠢的。加果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那棵树上，我们就不会关心周围的变化，也就无从发现秩序。可是，我们的视野确实很难摆脱那棵树的局限。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内在有序的世界。简思奇说：“生活的真谛不在于控制，而在于动态的联系”。这句话深深启发了我，我不再乞求神灵的庇佑，而开始相信宇宙：不再试图去创造秩序，而是顺其自然。我要克服对宇宙的恐惧，加入到那些热爱组织生活的人中，积极地参与秩序的演变。
第二章 量子时代的牛顿组织
我对量子世界理解的深化大大影响了我在组织中的实践。我努力正视系统作为整体的事实，摒弃以往分割系统的观意。我开始更关注过程、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关注模式、方向、感觉和系统的内在节奏。
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无能
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参加了一次具有20世纪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毫不夸张地说，我不只千次地来过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正在这里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动用了最新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人们可能刚刚才知道或接触到。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员工低沉的工作热情或工作效率，也可能是更改生产计划、重新设计某个功能。总之，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处理过程是多么熟悉而又令人望而却步。
房间里堆满了纸，小山般的清单、刊物、计划和说明书铺灭盖地。最后，部分资料将被生拖硬拽地从书山中拉扯出来，送到可怜的秘书那里。他们把这些资料散放在身边的地上，整理后记录下来，并通过E—mail发给我们。这样，几小时或几天后，我们的电脑上就会出现发来的资料。它们已经变得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了。但是，它们却列入了计划者和个人的活动清单。无论最终是否得以执行，它们都已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被这些资料弄得疲惫不堪，它们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一无所获，它们讲述了我们在这个不可测的、易变的、难以琢磨的现实世界面前的软弱和无能。
如同一头雾水的巫师一样，我们执行了着赋予我们的仪式，希望着奇迹的发生。没有智慧之神指引我们前进。于是，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混乱和神秘，无法预测和控制四面八方涌来的问题。如果世界不是机器，那我们的方法也就失灵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源于17世纪的组织观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新的希望，17世纪的组织观正在走向消亡。在牛顿和笛卡儿思想引领的几个世纪中，我们一直自豪于自己斛决问题的能力，世界似乎不再神秘。
我们，就像旧时最好的魔术师，试图控制一切。三个世纪了，我们一直计划、预测、分析着这个世界，坚信有因就有果。我们不断提升对自己的要求，希望获得更高的权力；我们用各种数字来描述自身的经济状况、工作效率、健康状况；同时，还通过各种图形、表格和计划来预测未来。没有这些工具，我们会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牛顿所描述的宇宙充满了诱惑力。时光流逝，我们越来越精于设计这个机器时代。表锤有节律地敲击着，仿佛是在催促我们去探索新的发观。如同地球注定要围着太阳转，我们相信自己的决定力和预测力。我们渴望规范，同时又按照自己的预测去组织工作和学习。
这里要指出牛顿的大部分组织是如何运作的。在牛顿学说下，宇宙被机械地理解为建立于一定结构和多个组成部分之上的组织集合；不同的责任也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集；相应地，人们担负者不同的角色。一页又一页的组织图表描述着这个庞大机器的运作原理：包括组织有多少个组成部分，各部分的职能，哪个最重要等等。
20世纪90年代，“再造”成为解决组织问题的主要方法，把组织视为机器的弊病暴露出来，它的低效让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来，人们承认，这一切主要源于我们没有注意到组织生活的人性化（参看哈默，1995）。威廉·比格拉夫，一位组织评论学者——先前的物理学家，评论到：从钱德勒到波特的许多管理学者不是工程师，就是那个职业的崇拜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这些人的工科背景与他们理性的行为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89，16页）。
牛顿世界界的做法：将整体分割成部分
在过去300年中，将整体分割成部分的做法不仅反映在组织生活中，还反映在西方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把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学科、类别；在不同的地点建立办公室和学校；研究针对不同学派的分析技巧，甚至建议在不同的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组织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组织的构成和设计上；广泛的收集数据；使用不同的公式做出决定。同时，我们化费了许多年用于分割组织，建立精确的模型，关注不同的变量，发明越来越复杂的分析工具。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研究的部分再多，我们的目的也还是只有一个：即了解整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划分为因果关系，用各种各样的条框来描绘这个世界。
建立在机械理论基础上的世界是一个有界的世界。在机械世界里，每一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同样，牛顿组织学中也充满了各种边界。我们划分功能和责任，指定权限和职责范围，整个相互作用的网络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我们研究单个的、有界的变量，试图用各种复杂的技巧去解释个体的相互作用。同时，勾画出各类的二维图表去描述整个世界，从图表上，我们知道了市场占有率、员工意见、顾客等级。这些晦涩的工具被用于定义各种界限。
人们总以为自己能主宰一切
这些无所不在的边界使我们感到安全，我们用它们来定义和保护自己。边界让我们看到了不同事物的区别。正如丹那·左哈在《量子本性》一书中所述：“整个古典物理学及建立于其上的技术都是关于分割事物，关于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1990，69页）。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辨别事物运动的起停点，从局外观察事物而不必打搅它。由此，我们得出了科学的客观性。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又发展了这种观念，于是我们愉快地工作在这个由“你_我，里_外，这_那”组成的世界里。
我们负责照料着这个庞大复杂的机器世界，努力探索着它的秘密，做着种种相关的假设，希望它是有条理的、可以预测的，只需几个简单的法则就可以揭示。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在我们掌握之中，甚至生与死。科学替代了神。如布里格斯和皮特所说：“混沌太复杂了，以致于科学家们无法跟踪它，但从理论上说，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跟踪到的。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再有混沌，只有牛顿法则了”（1989，22页）。在物理学界，这种对终极法则的寻找已经促使人们去为之而不懈努力（引自戴维斯和布朗，1988）。现在，仍有一些科学家们相信：他们终究会发现生活的真谛，并有能力控制存在的一切。同时，一些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也做着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