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是产稻大区。而在陡峭的山坡以及其他不适于种稻的地区，则栽培玉米和块根作物。地势最高的地区生产小麦和大麦，在这一区域较为凉爽的地方－－尤其是江淮平原，这两种作物也与稻子交替轮种。小麦和大麦在冬季栽培，到春季成熟；然后再栽种稻谷。降雨规则利于稻麦轮作－－冬干夏湿，适用农作物的各自需要。再往南去，稻子一年两熟，而在更偏东南的地方其至一年三熟。华南也有足可引以为豪的多种多样小宗作物以及格外有效的耕作管理制度，后者建立在有水栽培基础之上，不仅有水稻，还有从水芹到塘角的其他水生产品。
西藏是一个辽阔的高原，地球上人迹罕至的最高山脉是其屏障并环绕四周。该高原大部分地区在海拔16，000英尺以上。整个高原又高又冷，而且大多数地区都高得不适于农业生产，并完全不宜居住。地势较低、气候较暖的南部与东部生产大麦、荞麦、萝卜、洋葱和别的一些作物－－在最东南端甚至还生产一些稻米，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以农业为生。大多数不宜耕作的土地则由牧民流动放牧绵羊、牦牛以及别的牲畜。西藏本地品种的牦牛是一种特别的赐福；若没有它，西藏有人烟的地方大半将不适于居住，或者近乎这样。牦牛提供奶、肉及劳力。即使如此，中国的整个西藏高原地区也只有数百万居民－－比低地的一些单个城市的居民还少（埃克瓦尔，1968年；斯内尔格罗夫与理查森，1968年；塔西，1967年）。
因此从整体观之，中国是由华北和华南那些居民众多、农业发达的富裕地区组成，而人烟稀少的荒野地带则环绕四周，后者直到不久前还主要由非汉人口居住。自汉朝以后，讲汉语者把自己叫做“汉人”。在中国还查明有50多种其他语言；说这些语言的人都不是汉人（此外尚有说汉语的穆斯林，通常叫做回民而不是汉人）。非汉民族包括回民在内，主要居住在东北、中亚和西藏地区，以及南方的热带及亚热带山区。人口密集地区包括在中国传统的18个省份之内；边缘地带组成了9个以上的省（加上台湾）。在中国大部分历史中，只有这18个省和中亚的中国部分赫赫留名，但即使在它们中间，也还有很多边缘地区。的确，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最西南面的3个省，云南、贵州和广西，比西藏和中亚更为生疏，更不出名。因此，人口稠密、长期稳定的18个省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长期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灾难之地（可靠叙述见马洛里，1926年）。华南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对它影响最大的也无非是水灾和沿海台风，而支撑它的水稻体系却非凡地稳定高产。华南很少发生大饥荒，除非由战争和政治动乱（它们频频发生，一点不假）所致。中国其余地区则饱受干旱、洪涝、地震和其他灾难的困扰，食品生产受破坏，经济遭瓦解。世界上最可怕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中国：明代陕西地震死亡830，000人；1976年唐山地震伤亡人数大概有600，000人；华北地区的饥荒实际上年年都有记载，可以说水旱频仍；东北和中亚的严冬经常将牧民的畜群全部冻死。中国的灾变主要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季风。如果雨水比通常向北扩展，并且很大，洪涝就会出现；如果推进得不够远或来得太稀少，干旱就会使土地歉收。其次是来自印度次大陆的持续不断的压力。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印度次大陆被不由自主地向北拖曳，并被塞在亚洲大岩层下面。结果使得喜马拉雅山表面奇形怪状，地面在这里褶皱密布，就像一块被推向墙根的毛毯；其后是高原与山区；中亚巨大的断层、裂缝和峡谷向东延伸到华北，当印度和这一北至西伯利亚的坚硬多山的古老地块之间的地表受到挤压翘起裂开时，就发生地震。另外，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正在活跃地造山：一架镜头连接为100万年周期的静止装置照相机，将会拍到有点像北方河流里冰块大量破裂时的那种画面。华北和华中低地是地槽，很可能在下沉－－河流带来数百万吨冲积土肯定使之下沉。这些地壳构造力量并不始终缓慢，西藏的喜马拉雅诸山在过去几百万年间大多在隆起，许多山麓的移位发生在大地震时。河口淤塞得那么快，以至天津在近代历史上从港口变成了内地城市，而上海能继续作为一个港口，也只是仰仗了人工疏浚河道。所有的农业区域都稳定增加，因为沼泽或开阔的临海地都被泥沙淤积堵塞，直到它们可以被开辟成岛屿或新的海岸延伸部分为止。除了海水倒灌并蒸发成盐碱的地方外，由河泥淤积的地面格外肥沃。即使是盐碱地，现在也正在改造之中。
很少有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彻底地改造国家的自然景观。在这里是人定胜天，而不是相反。为了太平盛世的到来，毛泽东敦促人民“向自然挑战”，中国人开沟挖渠、排涝引水、修造梯田、砍树造林、改良土壤并从事其他工程，来创造他们的世界。中国的大部分地方现在与荷兰的围堤一样（关于这一点，有一句谚语说道，“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荷兰”），纯属人类的创造。甚至在中国人这样大规模地重塑河山以前，自然环境就已提供了一个便利而非限制的条件。丰富的植物容许（并非强迫）人们培育各种各样的食物。肥沃的洼地和平原被山岳与沙漠分隔，并得到防护，允许（并非强制）一个物产丰富的文明崛起。众多屏障让这一文明得以保持完整和独立，但它们并未坚不可摧地挡住外来影响，或制止人们把中国国土分成如此多的小邦。中国有过几个世纪的分裂，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从未持久分裂为诸多独特的小国。这个事实同样不是由地理单一决定的；中国內部的屏障肯定与欧洲的一样险峻。
中国人过去与现在都擅长使土地服务于自身的目标，而不让其来束缚自己。土地提供了通常抓得住的机会，也同样形成了终将被克服的障碍。无人会在西藏高原耕作，或在满洲栽培香蕉，因此在每一个地方，人类对气候、土壤、地形的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可在此限度之内，中国证明文化生态学是一门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作为手段来回应自身需求及欲望的学问，而非由地理决定文化。自然环境提供了机会和发展力量，但在那种自然环境中，人的实际命运由人的选择所决定，而这种选择受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制约要比受自然因素的制约更多。
第二章史前史与历史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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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店和中国前农业社会的人们
“北京人”（HomoerectusPekinensis，以前称作SinanthropusPekinensis）最初是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那满是石灰岩的洞穴里被发现的。自那时起，人们又发现了中国早期原始人的其他标本（宾福德与何传坤，1985年；张光直，1977a、1986年；贾兰坡，1975年、1980年）。周口店的发掘物被断代为大约公元前500，000年，其中的朴树（hackberry）果实可能表明早期原始人对可食性植物产品的兴趣，也可能是偶然落在那里。洞穴里有很多骨头，特别是那些鹿骨。虽然有些骨头似乎代表着人的食物，但大部分却是由鬣狗和狼带进来的，它们比原始人在洞穴里呆的时间更久。另外，大堆的小动物骨头，尤其是地鼠这类啮齿动物的骨头，显然是狼留下的。这些骨头被砸碎，并且往往被烧过，这显示出人类使用火的早期证据，尽管人类无疑在很久以前就已使用了火。周口店的大部分火堆好像最初并非人迹，但至少有一些火堆可能是人类用火。
民间文学故事相传“北京人”有嗜食人肉的习惯，这是不正确的；在周口店没有发现同类相吃的证据。宾福德及其合作者们（宾福德与何传坤，1985年；宾福德与斯通，1986a、1986b）指出，头盖骨的损坏，以前曾被认为是嗜食人肉的习俗，实则是食肉动物（很可能是鬣狗）所为。
在周口店以及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有极其丰富的石器：穿孔砾石和砍削器。更新世时期东亚的石器通常被形容为简单、粗糙和原始，但它们几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石器一样复杂。制造者显然精于处理坚硬石块，因此各种用途的石器似乎恰到好处。石器除了在狩猎中有显著的重要性外，在砍伐和刨挖竹子、蔓草和树木这类植物材料时也一定很有用。
有些发掘物在时空上分布很广，填补了从“北京人”到现在之间的空白。在别的遗址中，类似“尼安德特人”的个人，被断代为从10多万年前至5万年前，已在广州附近的马坝发掘出来。到公元前50000年，在靠近中亚的地方，尼安德特人已发展起颇为复杂的文化：他们盖起了房屋，掌握了复杂的石器技术，并实行了相当讲究的墓葬。在苏联的特希克－塔什，此地离中国西部不远，发掘出了一名尼安德特人小伙子，在他周围摆放着熊的头骨，身上覆盖着红赭石；在伊朗的沙达尼尔洞穴，拉尔夫·索尔基发现了墓葬，里面的死者用药草遮盖或装饰。这大概是复活生命或保存遗体的葬仪之残迹。于是到了5万年前，在中国的邻近地区，无疑也在中国，人们正开始将植物和动物不单纯当作食物看待。
通常以为男人（注意性别）在农业出现以前基本上是猎人。这不正确。人类是杂食动物，正如我们的营养需求、行为模式和人类文化学中普遍记载的生活方式所证实的那样。与动物王国的大多数成员相比，人类具有相当奇怪的饮食要求，总的来说我们是和别的灵长动物共有这些要求。与大多数动物不同，我们不能制造维生素C，但必须消费它。我们需要异乎寻常的大量蛋白质，且不能像有些哺乳动物那样合成许多氨基酸。我们是大动物，因此有大脑袋要支撑；于是我们需要食用大量的卡路里。在维生素丸问世以前，人类可以确保健康的惟一方法是吞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人类诸群体曾经依赖几乎是单一内容的食物如肉（爱斯基摩人的）、谷物（中国人的）和水果等而生存－－差不多每一个可能的特殊品种均在某处有发现－－但总是以人丁不旺、饥馑不断或有损健康为代价。基本食肉动物已罕见和边缘化，因为更新世时养活它们的庞大物种已经灭绝，而且有可能在更新世时就已罕见和边缘化，还因为更新世时期的植物与动物一样丰富，故而肯定不会被能够利用它们的群体忽视。陆地动物的肉除了提供过多的饱和脂肪以及别的化学品外，还能提供少量的维生素C，因为人类必须依靠它而生存。可是人类却不能消化长链碳水化合物（纤维素、木质素等），也不能对付在成熟植物组织中的鞣酸以及别的普通化学品。我们被限制于柔软食品脂肪、糖、淀粉类食物和蛋白质，即种子、果实、嫩叶幼芽、块根和动物。这类食物在开垦不久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出现，并渐渐回复到成熟的植物群落。刚被火烧过或被水淹过的地区尤其丰饶；生长一两年后便烧一下是很理想的。所有的人类群体都知道火，并且大多都利用它来开发土地，以符合食物生产或类似的目的。因此似乎极有可能的是，当我们适应了第三纪上新世和中新世时期非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旱后，我们就把高度智慧、极端灵活的行为举止及社会制度与广泛的营养需要结合起来了，并且变成了火的追随者和用火先驱。
最早的农业
或许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一步是决定种植和培育食物。不过几百万年以来，人类为其需要和欲望找到了充足的食物。从种子、插条或萌蘗枝中长出植物的事实为大多数狩猎者和采集人所了解；没有一个生活在荒野之中的人会对此长期一无所知。因此，农业不必像做决定一样被创造或发现。很多人以为是人口压力迫使中国人发展精细农业，而真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下列叙述主要引自：安志敏（音译），1982年；J·冈纳·安德森，1934年、1943年；白馥兰，1984年；张光直，1977a、1986年；郑德坤，1959年；何炳棣，1975年；高广仁（音译），1978年；米查姆，1975年、1977年；皮尔逊，1981年；香格劳，1978年；沃森，1969年、1971年］。
农业最早不是在东亚、而是在近东以及邻近的东南欧发轫，在那里，狗在公元前14000年被驯养；小麦、大麦、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10000年以前被栽培或驯化；接着牛、猪、鹰嘴豆、小扁豆以及可能还有一些别的食物，在公元前6000－－5000年被驯化或栽培（栽培或驯化是指野生种群的遗传变化；栽培或驯化的种群是人类有意或偶然选择的产物。有关早期农业的叙述，见本德，1975年；哈伦，1975年；里德，1977年；佐哈里，1973年）。不久以后，耕作在北美洲出现，那里已知最早的栽培物是墨西哥的辣椒和南瓜，而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的南美洲，秘鲁的利马豆则被开发。时间上的这种巧合十分有趣，正像豆科种子在所有地区的早期栽培一样（豆在墨西哥比大豆在中国栽培得早）。农业在新、旧大陆均被独立地发明出来了。
同时，东亚也发明了陶器。数十年来，人类学家认定陶器是与农业一起出现的，它与磨光石器一样，构成了新石器时代的某个部分。最早的陶器确实与最早的农业在同一时间出现－－但在世界的中间地带，在日本，最早的绳纹陶器却被断代为公元前10000年以前。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北部，很像绳纹陶器的陶器则出现在公元前8000－－7000年以前（张光直，1987年）。
中国最早的已知农业是在北方，特别是在黃土地带以及毗邻地区。从农业的源起到早期的文明，活动的中心似乎一直在陕西的渭河流域以及从渭河流经中原的黄河流域地区。然而，中国的其余地方从未落后太多，至少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已知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别的中心则被猜测为南方的某些地区。
公元前6500－－5000年，裴李岗及相关文化存在于黄土地带，并伴有栽培的粟（Setariaitalica）、稷（Panicummiliaceum），驯养的猪、狗和鸡（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