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不系统的密法）。杂密的根本经典是《持明咒藏》，即所谓《金刚大道场经》十万颂，于唐代永徽三年（652年）由阿地瞿多译出，名为《陀罗尼集经》，共十二卷。
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产生重要影响，并形成一个宗派的，乃是把密教正式引入朝廷殿堂的“开元三大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杂密的长期流传与后来密宗的建立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杂密的译传和流行，为“开元三大士”等人的传译纯密、建立密宗准备了各种条件。杂密虽不同于纯密，但在某些方面毕竟尚有相似之处。
二、唐密的形成
纯正密教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唐玄宗时期。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中间经一行和惠果等的发扬，形成唐密。
善无畏（公元637－735年）：又译净师子，称无畏三藏，是中天竺乌荼国佛手王之子，出家后于那兰陀寺得遇达摩掬多尊者（即龙智菩萨）为其授胎藏界大法灌顶，为密教五祖。其后，善无畏三藏遵师命，携带佛经，绕道中亚，于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元4年）到达唐都长安，后奉皇帝之诏翻译《大日经》于洛阳大福先寺。《大日经》为密教之根本经典，由善无畏三藏口述，其弟子一行阿阇梨记录而成。善无畏祖师传授以胎藏界（理）为主的密法，是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故亦称其为汉地密教初祖。因其具备神通及对密教经典的精通与贡献，善无畏被唐玄宗尊奉为“教主”，入灭后其真身奉塔于洛阳广化寺之前庭。五祖善无畏的著名弟子除一行外，尚有温古、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慈（日僧）等。
金刚智（公元663－731年）：中印度王子，十岁出家于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广习大小乘经律论。三十一岁依止南印度龙智菩萨受教，七年承事供养，受学一切密教，受金刚界灌顶传承，为密教五祖。寻游师子国登楞伽山，闻中国佛法盛行，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翌年至东都，敕迎于长安慈恩寺，寻徙荐福寺，于所住立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以大弘密法普度四众，并翻译密经，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后示寂于洛阳广福寺，谥灌顶国师、大弘教三藏，金刚智亦为汉地密教初祖。门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不空（公元705－774年）：又作不空金刚，南印度师子国人，天资聪明，幼从叔父游南海诸国，其后出家，十四岁从金刚智三藏学悉昙章，诵持梵经，深获三藏器重，尽得五部三密之法。及五祖金刚智三藏示寂，遵遗命，往印度求法，从龙智菩萨（普贤菩萨化身）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并蒙指授诸尊密印、文义性相等。又遍游五印度，于天宝五年（746年）还京师，为玄宗灌顶，赐号“智藏国师”。不空三藏译出唐密的另一部根本经典《金刚顶经》。后有诏使住大兴善寺。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轨，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密教之盛，此时为最。金刚智及不空两祖师的传授原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后善无畏与金刚智两三藏金胎互授，并分部将两部大法传授给不空祖师，六祖不空随集两部大法于一身，即“两部一具”，此即唐密的最突出特点，不同于以往印度密教的“两部分传”。不空祖师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安大兴善寺，历任三代国师，他还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建立了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组织，以解释咒语实义于其弟子。
不空祖师弟子众多，杰出者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而以惠果祖师承其法系，受两部大法，是为唐密七祖。惠果祖师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代国师，后传法给日本僧人空海法师，空海法师回国后，大弘密法，成为日本密宗――“东密”亦称“真言宗”的始祖，史称弘法大师。自此，遂有东密之盛，到现在不仅盛传不衰，而且正走向世界。
惠果（746～805）唐代僧。京兆府昭应县（陕西）人，俗姓马。世称青龙阿阇梨，为密教付法第七祖。童年入道，初从昙贞研习诸经。年十七随昙贞入内道场，于众中超迈特出，遂为不空三藏赏识，尽传其三密法要，二十岁正式出家受具足戒。复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苏悉地诸法，从不空受金刚界密法，并融会二者，建立‘金胎不二’思想。此后常应诏入内道场为代宗、公主等修法，并继不空法席，为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故又称青龙和尚。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倍受崇敬。师博通显密内外群经，启迪后进不遗余力，四方从学之众常多达数千人。各国入唐求法者多从师受密宗教义，曾授法予日僧空海、新罗僧惠日、悟真等，而将此宗传入日本、新罗。永贞元年示寂，世寿六十。空海奉敕撰其碑文。著有十八契印、阿阇梨大曼荼罗灌顶仪轨、大日如来剑印、金刚界、金刚名号等各一卷。其中，十八契印所说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为密教重要著作之一。此外，日本真言宗所谓真言八祖中，师为唐土最后之祖师，故在密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又空海所传之两部曼荼罗及其他修法之秘密道具等，皆为师授意，命李真、杨忠信等所作者。
三、唐密在汉地的隐没
唐朝后期，唐武宗下令取缔佛教，代之以道教，佛教各教派遭受沉重打击，深受皇室器重的唐密也不能幸免，虽然唐宣宗继位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教，但唐密已逐渐式微，系统性的两部大法传承趋于隐没，主要原因是合格的阿阇梨阙如，坛场仪轨也很难完备。至宋初，虽稍有复兴迹象，但仅限于译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唐密开始消逝，因唐密的许多真言、本尊法门和别尊曼茶罗已逐渐融入到其它宗派之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一直广为流传，许多真言密咒被列入日常课诵，一并被广泛运用于佛教法事活动至今。因此，有专家称唐密已成为隐身于佛教各宗派中的“寓宗”。
【唐密东传日本】
第一节东密
东密指流传于日本之唐密，因其是大日如来的真实言教，故称真言宗。开祖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根本经典为《大日经》（善无畏译）、《金刚顶经》（不空译），称为两部大经。另又依《苏悉地经》、《瑜祗经》、《释摩诃衍论》、《菩提心论》、《大日经疏》等经轨与论释。此外，空海大师自撰之《十住心论》、《秘藏宝钥》、《辨显密二教论》、《即身成佛义》、《声字实相义》、《吽字义》、《般若心经秘键》等亦极为重要。其教义大纲系讲说六大（体）、四曼（相）、三密（用）等三大圆融，建立两部曼陀罗，而以‘即身成佛’为其主旨，自空海极力弘传，依据显密二教判与十住心而建立横竖二判之纯密教，以表示胜于其它诸宗。可见，东密完全承袭唐密，也就是说，东密就是原汁原味的唐密，同时，十分重视空海大师的思想。密宗虽衰绝于印度、唐密不显中国，却于日本直传至今，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空海和尚入唐，师事七祖惠果，惠果大阿阇梨将密法无遗地传于空海和尚，是为唐密八祖。空海大师于大同元年（806年）返国后，先于高雄山寺造坛灌顶（弘仁元年，810年），又于高野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弘仁七年），后再得赐东寺（即教王护国寺），建立灌顶道场（弘仁十四年），遂又称真言宗为东密。
东密门人甚多，以真济、真雅、实慧、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等十人最为杰出，或媲美为世尊之十大弟子。空海与此等门人大扬宗风，而予日本平安时代社会各阶层以极深之影响。空海寂后百年顷，事相之传承分成小野、广泽两大流派。然中世以来，一些真言宗的僧众提出，大日如来的本地身不说法，说法的是大日如来的加持身，这一见解有别于传统法义，由此形成了新义真言宗一派，相应称坚持传统法义者为旧义真言宗。究其实质，新旧义的区分缘于对佛法特别是密法欠缺真正体悟，只是执着于文字相，于修证没有丝毫意义。
第二节台密
台密指的是日本天台宗所传的密教，有别于真言宗的东密。主要源于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及圆仁、圆珍所传，以比睿山延历寺及园城寺为中心，后由五大院的安然和尚集其大成。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最澄和尚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学天台教义外，并随灵岩寺顺晓（从不空与一行分别受金胎两部大法）受三部大法及印契等。返日后又从空海大师受灌顶，特以止观（天台）、遮那（密教）两业为修学课程，主张“圆密一致”，此为日本天台密教之滥觞。其后，承和五年（838年），慈觉大师圆仁亦入唐，仁寿三年（853年），又有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求法，三者即台密法流的根源。最澄之后称根本大师流，圆仁之后称慈觉大师流，圆珍之后称智证大师流，一般统称根本三流或台密三流。
台密主要依据的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及《瑜祗经》，并称五部秘经。其实质是将天台宗与唐密、律宗和禅杂揉在一起，已经非纯正唐密了。
第三节东密实质依然是唐密
尽管有上述差别，但综合二宗可发现，日本所传密法，均为盛唐时由中国传去，然由于传授师门之异，到了日本又分为“东密”和“台密”两派。东密开祖弘法大师空海得传不空三藏门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国后于高野山根本道场及京都东寺等大弘密教，至今不绝。而与空海同时来唐求学之传教大师最澄于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大师习天台心法之同时，又从沙门顺晓受灌顶习密教，回日后再受灌顶于空海大师，将天台教法密教化，创立了天台密教，一般称之为“台密”。天台密教，已经是演化了的非故唐密法，它以故唐天台宗教义为基础结合了禅宗、律宗和密宗教义。可见，东密实质即唐密。
密法乃故唐祖宗法宝，东密也确实原汁原味保存至今，但东密的叫法是日本人的称谓，其法脉乃属故唐，并已回传中国，是以我们应该依然称“唐密”。究密法传承实质，印度中期密教、盛唐密教和日本密教本然一体，今天我们依然称谓“唐密”乃期盛唐新世之辉煌也。
民国时期，国内大德赴日学习密法的以“东密”为主，惟有持松、谈玄两法师兼修了台密，且持松法师更有东密古义、新义三个阿阇梨位，世所罕见。至于传承流派，因为1200年的变化很多，但变化的是形式，其实质依然是唐密。
【唐密的回传】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
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顾净缘、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