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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形成
华夏是古代中国中原地区各族的合称，亦作“诸夏”。据部分史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部族可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它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与融合，到春秋时期基本同化，成为秦汉间所谓“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华夏集团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两族最初居住在陕西，后来各自逐渐东迁。黄帝族顺北洛水南下，又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发展，形成晋南的黄河一带许多姬姓国，如虞、杨、韩、魏等。炎帝族也有一部分顺渭水东下，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形成姜姓国家，如申、吕、齐、许等。他们在东进过程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
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之间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而进行的战争，炎帝族战败，并入黄帝族，华夏逐渐形成。其后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东夷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华夏集团得以空前扩展。据载虞、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华夏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便逐渐确立了。
神农氏是炎帝吗？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可是他又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即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白虎通义·号》说，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来招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故号神农。《世本·帝系篇》则首把炎帝和神农氏扯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所以《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而有关烈（厉、列）山氏称号的缘起，又有二说。《路史》认为，烈山原字当作列山或厉山，因神农氏“肇迹”于列山，故以列山、厉山为氏。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则认为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则隐喻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人，说黄帝时，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之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危害最大的炎帝和蚩尤，把他俩伐灭后威望大振，于是代神农氏而有天下。神农氏不事征伐，这与《庄于·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相符合，怎么会变成炎帝这样“侵伐诸侯，暴虐百姓”的人呢？英勇善战的黄帝，竟然要与他“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外，《史记·封禅书》分列炎帝和神农氏为二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主张炎帝、神农氏为二人。
由上观之，神农氏和炎帝是否即一人，仍无确解。
炎帝的贡献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
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朦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下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神农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管理部落，治理天下很有方法。他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他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敬戴。
炎帝还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炎帝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炎帝精神，首要的是创业精神，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炎帝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摆脱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这种精神使华夏民族获得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至于炎帝的出生地，至今没有定论，事实上炎帝是一个神化了的人物，它代表的是远古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改造自然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在今天，“炎帝”和“黄帝”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被载入世界文明的史册，中国人也称为“炎黄子孙”。
神农故事新解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最为人们称道和熟悉的是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也就是陶器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其实人们开始种植葫芦时，也不一定是因为需求而想到种植葫芦，很可能是儿童出于爱好和玩耍开始了葫芦的种植。其原因有三：一是儿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照顾、保护和管理他们的“劳动”成果；二是葫芦籽颗粒大洁白，深受人们喜爱；三是葫芦籽颗粒大而容易播种操作。我国许多地方民间存在着禁食葫芦籽的风俗，大人们会用“吃葫芦籽会长包牙”之类的话吓唬小孩子，说明人们对葫芦籽的重视和保护，也暗示了葫芦栽培历史的悠久。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籽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吃草治病并非人类独有。许多动物都有吃药治病的现象，说明早在人成其为人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本能地积累了许多草药知识。原始农业兴起后，出于寻找更好的农作物种类的需要，人们在尝食植物的同时会更加注意了解植物的特性，不仅注意有毒没毒、可吃不可吃，更会注意了解不同植物种类、不同部位、不同器官的苦辣酸甜味道，以及寒温特性等，从而结合原有的草药知识形成医药概念，开始了医学探索。也就是说，医药概念是伴随着原始探索驯化植物为农作物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无意插柳柳成荫”式的发明。这应该就是神农氏发明医药的历史真相。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炎帝陵
炎帝陵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西17公里的鹿原镇境内。这里洣水环流，古树参天，景色秀丽。
关于炎帝神农氏安葬地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宋代罗泌撰《路史》就记述得更具体：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地方史《酃县志》记载，此地西汉时已有陵，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军兴，邑人担心乱兵发掘，遂将陵墓夷为平地。唐代，佛教传入，陵前建有佛寺，名曰“唐兴寺”，然而陵前“时有奉祀”。
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67—983年），朝廷将事官虑炎帝陵地僻路险，舟车不便，奏请将炎帝庙迁至茶陵县城南，宋太宗诏许，即移鹿原陂炎帝庙于茶陵县城南五里处。此后凡二百余年，朝廷官府祭祀炎帝神农氏的活动，均在茶陵县城南炎帝祠庙进行，鹿原陂炎帝庙几近湮没。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衡州守臣刘清之鉴于炎帝陵没有炎帝庙，反而保留唐代的佛寺，有点不伦不类，于是奏请朝廷，废陵前唐兴寺而重建炎帝庙。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军之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此后，炎帝陵所在地鹿原陂即属酃县境地，隶属衡州府管辖。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宋代以后，元代近百年间，朝廷只有祭祀炎帝陵的活动，而未有诏修炎帝陵庙的记载。
明代，有关炎帝陵庙的修葺，史书记载颇详。较大规模的修葺有三次：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诏命遍修历代帝王陵寝，由此炎帝陵庙也得到了一次全面修葺。第二次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酃县知县易宗周主持。这次重修是在原庙旧址上拓宽兴建，基本上改变了旧庙原貌。第三次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酃县县令派人于路旁募款，发起重修。新庙规模虽因循旧制，但庙貌大为改观。
清代对炎帝陵庙的修葺；有据可查的约有9次。清世祖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南明将领盖遇时部进驻炎陵，屯兵庙侧，炎帝陵庙惨遭破坏。是后，当地官民士绅及时进行了补葺，但由于战争频仍，资金缺乏，修葺未能完善。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圣祖玄烨遣太仆寺少卿王绅前来炎帝陵告灾致祭。王见陵庙栋宇损坏严重，入告于朝，奏请修葺，圣祖准奏。由酃县知县龚佳蔚督工，整修一新，但是未能恢复前代规模。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知县张浚奉文动用国帑，按清王朝公布颁行的古帝王陵殿统一格式重建，陵庙也统称陵殿而正其名。这次修建奠定了炎帝陵殿的基本形制，形成了“前三门——行礼亭——正殿——陵寝”的四进格局。整座陵殿为仿皇宫建筑，气势恢宏，体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特色。
清朝最大的一次修复是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由知县俞昌会主持、当地士绅百姓募资捐款所进行的一次重修。重修工程自孟夏开始，年底竣工，费时8个月有余。这次重修后的炎帝陵殿，高大宽敞，金碧辉煌，；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各附属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与主殿相辉相映，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为炎陵山增添了无限秀色。
民国年间，炎帝陵殿的修葺活动，据有关文字记载有4次：第一次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酃县知事瞿燮捐资百元；连同炎帝陵修葺费14元；交人筹措修复，土木将兴，旋因湘军驻陵侧，以至无法施工而作罢。第二次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因连年兵祸，陵庙倾圯在即，酃县政府再次呈文请修，湖南省政府拨款500元，令县长欧阳枚鸠工修葺。第三次是1936年。酃县县长夏礼鉴于“炎陵殿宇年久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