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的最后一个多世纪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许多大规模的征
战，其中有些伤亡数字之大，会使人严重地怀疑它们的可信性。在这种情况
下，《史记》记载了公元前364至前234年的130年中秦参与的15次大的征
战，并列有据说是秦给其敌人造成的伤亡数。除了一次，所有的伤亡数都高
达数万，在整整130年中，总数竟多达1489000人。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世
纪无疑是以战争的激化为其特点，但尽管如此，这样大的数字是不可信的。
（关于本章出现的这些数字及其他可疑的统计数的详细的讨论，读者可参阅
附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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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征服与胜利 （公元前250—前221年）
历史上秦始皇帝（通常简称为秦始皇）其人生于公元前259年。他名政，
可能是因为他生于阴历的第一月，这个月中国人通称为
正月。虽然他于公元前246年正式即位，实际上在公元前238年佩戴成年人
之冠和剑后才开始行使权力。在统一前，他象自公元前325年以来的诸先王
那样，称为秦王进行统治；只是在公元前221年才代之以帝号，直至公元前
210年他死去时为止。
《史记》卷六始于秦始皇之治的第一年（前246年）。但本文为了方便，
叙事略为提前至公元前250年，那一年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商人吕不韦，成
为秦的丞相。
吕不韦在几个方面有权赢得名声。他不但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
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如此显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此外，由于本文将要明确
揭示的原因，他又得到了很坏的名声。但是，对他个人生活，人们所知甚少。
象秦的其他许多著名人物那样，他也不是秦人，但关于他的祖籍，各种史料
众说纷纭。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史记》（卷八五）只说他“往来贩贱卖贵”。
① 《战国策》中一段类似的记载暗示，他的财产可能靠经营奢侈品积聚，文中
②
叙述，他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在公元前265至前259年的某个时期，吕不韦在赵国国都邯郸遇到了秦
王室的一个后裔，此人是当时太子的一个妃子的幼子。这个幼子名子楚，他
作为所谓的人质 （这是国与国之间交换贵族成员以示守信的一种普遍的做
法）被送往赵国居住。吕与子楚结交，然后去秦，他在秦国通过贿赂和阴谋，
诱使太子接受子楚为储贰。当秦王死于公元前251年时，太子即位为孝文王，
但不到一年，孝文王也死去，子楚依次在公元前250年即位为庄襄王。庄襄
王的统治因公元前247年子楚之死而中止，因而其子得以继位。 （根据中国
传统的说法，赢政之治在公元前246年正式开始，不过实际上政在其父死后
不久，立刻在前一年的阴历五月登位。）
政的母亲原来是吕不韦之姬，但子楚被她的美色所迷而要她，吕不韦勉
强地把她献给了子楚。据《史记》记载，她来到子楚之处时已经怀孕，而子
楚并不知道。在文中所描述的“至大期时”，她生下政，因此他的生父是吕
不韦——虽然由于怀孕期长，子楚及世人都认为是子楚之子。有充分的理由
（见附录2）认为，这一句描述不寻常的怀孕期的话是一个不知其名的人加
在《史记》之中的，为的是诽谤秦始皇，说明他政治的和出生的非正统性。
要做到这点，难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即不但把他说成是私生子，而且把
他说成是商人 （在传统上商人被后世的儒生列在社会最低的阶层）之子？这
句插入的话——还有以后出现的其他相同的情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
为直到近期为止，关于秦始皇是私生子的说法几乎没有人怀疑过。
当子楚在公元前250年登位时，吕不韦成了他的丞相，在子楚的继承者
在位时他继续任此职务，直到公元前237年他垮台。吕不韦的权势可以从子
楚封他为侯之事中看出，据说食邑10万户。这一事件表明，甚至在这么晚的
① 《史记》卷八五，第2505 页。卜德在其《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
元前255— 前206 年）的传记》中收有《史记》卷八五的译文和评述及有关吕不韦的其他材料。
② 《战国策》七（秦五），第275 页 （克伦普译：《战国策》，第109，第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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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旧的内部分封制是继续与新的郡县行政制度同时并存的。
吕不韦虽然作为一个商人，自己很可能没有什么文学教养，据说却耻于
秦的文化落后状态。象许多靠个人奋斗起家的人那样，毫无疑问他需要使自
己成为文化的赞助人，从而取得威望。他采取了当时有权势的政治家普遍采
取的办法：招纳一大批士或学者在其周围（他的传记说有3000人）。他要求
其中一些人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写成文字。经过他们的努力，结果可能在公元
①
前240年编成一部独一无二的晚周哲学思想的文集——《吕氏春秋》。
在子楚死去和未来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46年登位后，吕不韦又与秦始皇
之母恢复两性关系，人们记得，后者在吕不韦把她献给子楚时已是吕之宠姬。
后来，由于担心年轻的秦王会知道此事，吕不韦就将特别放荡的嫪毐介绍给
太后，以转移她的兴趣，嫪毐很快取代吕不韦，取得她的欢心。这件事成为
丑闻，当秦王在公元前238年成年时，他把嫪毐及其所有的近亲全部处死。
在开始时，吕不韦得到宽恕，但在公元前237年，他也被革职，后来被放逐
至蜀 （今四川的成都地区）。公元前235年，他在去蜀途中服毒自尽。
在吕不韦死前，已有另一个更伟大的政治家出现在舞台上，此人于公元
前221年以后注定要成为秦帝国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他就是所有法家政治家
中最著名的李斯；李斯与主要法家理论家韩非曾经同在那个时代的儒家大思
想家荀卿门下攻读，后来在公元前247年来秦寻求前程。①
李斯是作为吕不韦的追随者而开始他的事业的，他通过吕不韦而得以接
近未来的秦始皇。在以后几年中，他就秘密外交事务向秦王提出建议，但在
公元前237年当一道驱逐所有客卿的诏令颁布时，他的前程几乎断送了。就
在那时，李斯向秦王呈上一份著名的奏疏，以雄辩的辞令说服秦王撤消了这
道诏令。从此李斯前程似锦，在公元前219至前213年的某个时候，他升任
帝国的最高职务——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208年死去时，他一直担任此
职。在此之前，当他的地位还不那么稳固时，有的史料指责他曾经策划将他
②
从前的同窗韩非置于死地，韩非于公元前233年从韩 出使到秦。但是，此事
的记载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韩非之死有关，还远没有弄清。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
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
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
①
李斯传记载，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
了。渠约长120公里（75英里或300秦里），其走向大致与渭水平行，在渭
水之北，它自咸阳之北往东北伸向黄河支流洛水。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
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246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237
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238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237
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
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
① 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① 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② 韩位于秦之东。
① 《史记》卷八七，第2541 页 （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15—21 页；第59—62 页对此有进一
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1408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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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
公元前250至前230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
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②
公元前227年，燕国 （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
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
在燕避难的自■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
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10年以
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218年，另一起
也在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
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
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234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10万。
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
230年）、赵 （前228年）和魏 （前225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 （前223
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 （前222年），最后在公元前221年征服了更东
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
第一个中华帝国。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4 卷，第3 部分，第285—298 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术方面的情况。
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载《文物》，1974。7，
第29—32 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7，第3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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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原因
在详细叙述帝国的事件之前，应该先停下来考虑秦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什么。自从学者兼政治家贾谊（公元前201—前169年）写了《过秦论》
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题目，因此，这里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
是新的。
地理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
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
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
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
以为固。”①
农业和灌溉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
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
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
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
平原约200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
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5000英亩（约4
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①
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
之前不到25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
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军事技术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
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
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个战国时期遗址的
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比1（铜剑270，
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
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
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
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
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
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象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
① 《史记》卷六，第277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2 卷，第220 页）。
① 《史记》卷二九，第1408 页 （沙畹：《〈史记〉译注》，第3 卷，第5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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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方面。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