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
①
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这个故事后来被
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
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
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
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
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年）的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 页。关于袁术，见 《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 页；《三国
志·魏书六》，第18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58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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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
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
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
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
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
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吓跑
①
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从严格的
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
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
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月28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
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②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
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
③
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
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
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
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
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
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
还有袁术 （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时候逃
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
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
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
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
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
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
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
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连同袁
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①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
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67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 页。
③ 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6 页以下、113 页以下；以及本
书第2 章《王朝的混乱》。
① 《后汉书》卷九，第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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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
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
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
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年4月4日，
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
市，虽然它已有约150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
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
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
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
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
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
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
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
种能力，当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
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
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
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
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
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
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
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
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
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
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
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
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
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
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结了婚。
② 《看汉书》卷九，第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 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
卷七二，第2325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 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6 （1954），第21 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
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③ 《后汉书》卷九，第371 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90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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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
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
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
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
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
是袁术（死于公元199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年），他
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
②
人孙策 （公元175—200年）。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
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 （约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亲在
公元188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
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
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
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
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
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
①
元125—144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在
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
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
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
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
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 （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
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
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
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
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
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
②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① 《后汉书》卷九，第377—379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 页。
② 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 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 页以下。关于
袁绍和刘表，见 《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
第2438—2444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349 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 页；以及下面第16 章《后汉书时期哲学
的衰颓》。
② 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4209 页（狄百瑞等人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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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
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
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
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
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
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
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
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
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
愿，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