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
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
②
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光武
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36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
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
线。从公元38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
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
③
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
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
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
迁移，这可以从公元33、34、39和44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
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
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18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
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46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
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
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
元46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年在位）
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
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
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
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
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
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
切都发生在公元46年。公元47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
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49年1月25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
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
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
拉赫恩合编 （哥本哈根，1959），第98—112 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02 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0 页；卷二二，第779 页：卷八九，第2910 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 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6 页；卷十九，第715 页；卷八九，第2942—2943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3 卷，第1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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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
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
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
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
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
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
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
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
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
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
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51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
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
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
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
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
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51年中
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
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
②
几个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
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
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
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
奴会援助中国军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
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
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
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
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
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
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
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
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
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
品。①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8 页；卷八九，第2943—2944 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
本书第6 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
桥，1967）第1 卷，第61—64 页；和本书第7 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②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 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 页；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2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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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
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
别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过正式访问。②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
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
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
③
了高潮，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这次胜
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
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
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
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年。
从公元 93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
张。在以后的100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
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
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这里起来
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时期，是
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
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
①
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
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
国决裂。公元45年，西域16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
②
关系。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
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
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 （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
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
③
元75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但是公元89
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
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
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应
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
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
个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
② 《后汉书》卷九，第388 页；卷八九，第2957、2965 页。
③ 公元73 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 页。公元89 年的战役，见《后
汉书》卷四，第168—169 页；卷二三，第814 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 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 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 卷，第131 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
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 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 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
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3 页；卷八八，第2924 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120 页以下；卷三，第135 页；卷八八，第29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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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年，
①
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
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
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
②
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更重要
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
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
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
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
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
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
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
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
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
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
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
①
次迁移。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
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
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