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这样取名是因为他们每人须向共同的组织，特别是义舍交纳一定数量的粮
食；义舍要为游方或静修的信徒提供食宿。
黄巾军集中在国家的东部，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宗教情绪向
来很高；五斗米道则起于西部，在四川及陕西的几处边境。这两个运动的领
袖都姓张，但两个张家似乎并无关系。在东部的三个领袖称为三张：即张角
和他的两个兄弟张梁和张宝：他们的活动在十年之间越闹越大，但在公元184
年末由于曹操的帮助而被打败，并被杀害。在西部也是三张 （看来他们与东
部的三张并无血缘关系）：即张陵 （后名张道陵），他的历史情况不详，但
道教教会的祭酒后来都承认是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张衡，也未必有更多历史
可考；张陵的孙子为张鲁。此外，还有一个张修，他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
创始人，但据认为是被张鲁杀害的。看来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
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
公元215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他被曹操加官进爵，并且与曹
氏联了姻。而到了184年底黄巾军领袖全部被杀，此后的运动只有零星的余
波而已。道教传统的奠定应该是来自西部的三张，而非东部的三张。
这两个运动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致使某些学者把它们看做是十分不同的
①
两个运动，其中的一个在“道教”的真正气味上更浓于另一个运动。但是在
实际上，尽管史料往往有我们弄不清楚的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却有很明显的
②
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因此能允许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 人们有时说，
黄巾军遵循太平道，西部的叛乱者则是遵循天师道；但是“天师”之名见于
中国东部，而“太平”的乌托邦思想则是这两个运动共具的目标。在中国西
部，叛乱者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是老子的“五千言”，据说重复地念它可以产
生神奇的力量。可是，敦煌所发现的《想尔注》通常被归之于张鲁名下，它
③
对《老子》所加的注则以道德为主。在东部，他们宁可以《太平经》为指针。
或许主要的区别是，西部的叛乱者混杂有当地的非汉族土著，他们对五斗米
① 关于这种甲子周期，见上面第12 章《空间、时间和诸天》。
① 见保罗·米肖：《黄巾军》，载《华裔学志》，17 （1958），第79—86 页。
② 见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 50 （1963），第5 页。
③ 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1956）；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
1969），第75—80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东京，1970），第50—53 页。关于“想尔”（似
乎是用于冥观静思，因而变成了一个长生久视的人物的名字），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载《福
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 （东京，1969）。又见威廉· 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
尔注”的宗教和哲学意义》，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4511 （1982），第95—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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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信徒的思想和实践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这两个运动中，它们的思想和实际活动都受一种神道设教的弥赛亚思
想的启示，其根源可追溯到前汉末年，那时有个山东人进呈过一本《包元太
平经》给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据说此乃天帝所授，以使汉王朝
①
更新天命。在公元前5年，他的继承人汉哀帝（公元前7—前1年在位）因
被病魔所侵扰，故自号太平皇帝。后来黄巾军所采用的关于太平的乌托邦思
想因此据称是渊源于古代。它后来也被佛教徒叛乱者所采用，到了19世纪又
再次被自称为基督教的太平军叛乱者所采用。②
至于作为黄巾军权威圣典的《太平经》的文本，据认为它是公元2世纪
中叶以前琅邪（山东，黄巾军的又一发源地）人于吉（又名于吉）所传布；
此书的一部170卷抄本曾经呈献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可是，这
部卷帙浩繁的汉代版本只剩下了几句引文。敦煌手稿中曾发现一部残卷和目
③
录，但是，它的版本不会早于公元6世纪之末。不管怎样，这个文本不可能
与原来的版本相同，因为它的暗示和借喻都出自佛教。或许这部包含在明代
①
《道藏》中的47卷《太平经》也是出自六朝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不大可能
从它的文字中获得什么东西，这表明它和所谓的 《老子》一样，这部特别的
著作强调的是这个教义的道德方面。它劝人们讲孝道，要顺从和表示忠诚；
但是它也包含用魔法治病的劝告；劝告人们实行“养生”术和“尸解”之术，
②
以便死后得升天堂；也劝告人们内观自省以“守一”。这后一词是佛教徒为
翻译梵文sa…mādhi（等持；即mental concentration，智力集中）而采用的。
后汉的道教会社是按照军事、行政和宗教结构组织起来的。东部的这种
会社被分为36“方”（“方”字也用于指那些知道魔术处方的人），他们据
认为有治病的能力。在西部者，则划分为24“部”或“治”，主其事者有“祭
酒”——这是一个旧名词，指民间社会的当家尊长，由他主持当地筵宴并首
③
先酹酒祭神。它后来变成了汉代行政术语中的一个官衔。它的刑法带有宗教
性质，如果生病，便象在乌托邦中叙述的那样，被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补
救的办法是当众忏悔、行善和退入“静舍”以省察过错。信徒们分为道父、
道母、道男和道女。
西部的张姓三领袖自称为“天师”；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已被神
化为天子的顾问和教师——在地上的代表。在东部，张角被尊为黄天，这表
明他渴望帝王的尊荣；他或者用“天公将军”的名号，他的两个兄弟则分别
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以符合古代宇宙三位一体的那一套词令。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278 页以下。
② 有人认为“太平”意指“大平等”，但这种说法可能有时代错误；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
危机》，第192 页。
③ 施友忠：《中国的某些叛乱思想意识》，载《通报》，44 （1956），第150—226 页。
① 关于《太平经》的书目可见于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193 页注5；以及马伯乐和
白乐日：《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巴黎，1967），第90 页注2。又见《汉学书目评论》，6 （1960），
第593 号；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东京，1952），第214—255 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
生之愿》，第415—448 页。
② “养生”和“尸解”：象蝉蜕皮那样。
③ 关于这个字在官方制度中的用法，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牛津，1980），第14、15、17、23、
60、98、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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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道教会社在中世纪时代曾仿照佛教榜样组织了自己的教派组织，但汉代
叛乱者的许多组织机构都一直保持到了中世纪。
据认为，这些叛乱者的某些信仰和实际活动显示了约在那时正传入中国
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例如施舍财物，济孤和
救贫）；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 （dāna）方面的
行为。在这方面看重的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至少只饮适度的酒；
还有关于老子的圣洁怀胎说及其生于母亲右胁之说，虽然这种传说最初是在
公元4世纪才有的。同样地，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
的“化身”（nirmāna…kāya）的启发而来的。
但是，我们这些材料的年代很不确实，很难得出精确结论；大多数专家
①
倾向于应予怀疑借鉴佛教之说。可是，如果大批道教信奉者竟然不象其他材
料所描述的公元 194年在黄巾军活动的心脏地区楚国东北的彭城的情况那
样，未和大量佛教徒接触，那会是使人感到很惊奇的。这些佛教徒既礼佛，
②
又拜黄老。不管怎样，道教运动一定使大批中国人接受并支持一个独立于国
家之外的宗教社团，象佛教的“僧伽”那样。
另外，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还有一个奇异的外国因素，它使人在几个方
面回想起罗马帝国在中国的神秘形象。在中国著作中这就是所谓的“大秦”，
其意近似“大亚细亚”。中国人描述它是个外域的安乐土，是由于无知而加
以理想化的结果，正象西方也往往把中国作如是想一样。在汉代末年，道教
徒在描述和丰富关于大秦乌托邦的形象上似乎是出了力的。③
太平教的弥赛亚不外乎是要神化老子。他在东部被叛乱者用黄老的名义
崇拜，但在西部又被人们崇奉为“太上老君”。早在公元165年，桓帝 （公
元 146—168年在位）命刻老子铭并立碑，次年他又隆重地祭祀了老子和佛
①
祖。在老子的铭文中说他是位一万古千秋的尊神，他生活在天上，主宰宇宙；
他君临下土，以便给地上的皇帝提出建议。关于老子的变化可见于敦煌发现
②
的《老子变化经》，此书必然是出自西部的叛乱者之手。最后一次变化身形
（化身，即avatars）是在桓帝时期的公元155年，书中提到的最后日期是
公元184年，即各地叛乱大爆发的那一年。
后来老子变化身形的次数累计达81次；其中有一次竟是指波斯人摩尼，
因为摩尼教已于唐代到达中国。据称老子有一位作为对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
③
弥赛亚，这位神秘人物是与他同姓的李弘。归于这位不幸哲学家名下的这部
著作最后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纷加以注释的目标，例如隋代一位佛教小
册子作者（法琳，公元572—640年）就把它归于张陵的名下。其注说：“道
④
可道”，就是指早晨要吃得好：“非常道”，就是指它们晚上变成了粪便。
① 斯坦因：《论公元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第56—58 页；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冈山，
1964），第9—21 页；塞德尔：《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第105—110 页。
② 见下文；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27 页以下。
① 塞德尔： 《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43—50 、121—157 页。
② 塞德尔： 《汉代道教中对于老子的神化》，第59—75 页。
③ 见安娜·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的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载《宗教史》，912—913
（1969—1970 年），第216—247 页。
④ 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1924—1928》，卷52，第2110 （6），第532。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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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传入
正当道教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园。中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
种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亚于他们自己
的思想。这是一种震动，使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来。
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阶段，才能正视印度的这种教义，知道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国总是保留着它最初嫁接的痕迹，而且据说中国
的佛教不大象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而是适应中国的特殊的新佛教。①
第一次渗入
汉代的官员在公元前1世纪首次深入到中央亚细亚，在下一个世纪又再
次出现在中央亚细亚。自此以后，他们就出现在这条国际交通线上，在这里，
印欧语系诸王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影响下繁荣起来，从这时起，就出现了
称呼这个地方的新名称西域 （Serindia），一直到它归依伊斯兰教为止。商
业在中国人的庇护之下兴盛起来，而且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路。第
一批传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访问西域的中国人，还有作为商人、政治避难者
和官方使节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外国人。
但是，在中国人进入西域以前，佛教对这个地区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渗入，
虽然很难确定它正式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