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比起传统的72名博士也要少得多。然后在公元前124年，也是在董仲
舒的鼓动下，武帝设立太学，这是一所皇家学院，常额为50名的弟子在这里
②
由博士加以培训。在学习结束时，他们要经过一次考试，很可能要用与国事
① 《汉书》卷五六，第2523 页（夏伊罗克所著《儒家国教的起源和发展》第59 页中的英译文略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六艺与前面注1 《周礼》所说意义不同。
②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卷八八，第2589 以下各页。
③ 张朝孙 （音）译：《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 卷，第98 页。
④ 范德伦：《古代中国的编年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第26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三十，第1703—1715 页。
② 《汉书》卷六，第159、171—172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 卷，第32、54 页）；卷十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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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疏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文体书写。这些办法构成了著名的科举考试的开端；
这种考试制度在长时期内将是补充上层文官的手段。
第726 页；卷八八，第3620 页。关于太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5 章《儒家理想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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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由于法定的课程自此以后只限于《五经》，许多有抱负的学者的注意力
便逐渐集中于这些经书。于是开始了儒家历史中的另一篇章：对每一种经书
的各种不同解说的传统逐渐确立。这是汉代儒家各派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
它们应当更确切地被称为经学研究的诸学派。
关于《诗经》，已经有了并行的齐、鲁、韩三派，它们与早期的地域性
①
学习中心相当。这些传统已经于武帝之前得到朝廷的认可，朝廷也已经任命
博士对它们进行阐释。三者之间的差异不过是细微的经文交易和不同的注
②
疏。其他经书还没有不同的学派传统，但是这种情况很快改变了。宣帝（公
元前74—前49年在位）时有8个另外的学派得到官方的认可；平帝 （公元
前1年—公元6年在位）时，学派及其在太学的正式代表的总数增加到了21
个。
增加的第一个学派是 《春秋》的所谓穀梁传统。这引起了和对立的公羊
传统的论争，董仲舒是公羊传统的第一个官方专家。这次论争是宣帝主持下
的一场旨在确定所有经书的官方注疏的辩论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石渠阁议
——公元前51年在宫中一个名为石渠阁的地点举行的辩论。代表现存各个学
③
派的参与者可能达23人。其结果是博士的人数增加了。不但太学的教师逐
渐增多，而且学生的人数从原来武帝时的50人增加到公元前8年的3000人，
④
甚至在东汉顺帝 （125—144年在位）统治时达到3万人。 正如班固所评论
⑤
的：之所以如此，“盖利禄之路然也。”
注解
从汉代以前传留下来的各种注释，已经显示出很可能和不同地区——特
别是齐和鲁——的传统相联系的差异。当《五经》由于武帝所采取的措施而
提高了地位时，不同传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建立一套注释的体系，以使他们
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使他们免受对手的攻击。结果产生了对经书的一种新型
解说，叫做“章句”。到这时为止，各学派传下并保存了“传”和“训诂”。
但是，特别是由于石渠阁议，保护他们自己地位的需要迫使经师们做出广泛
的注疏并查究经文的最微小的细节。
这种“章句”方法的最早迹象可见之于《书经》的博士和专家夏侯建的
传记中，他“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
饰说”。他为此而受其师夏侯胜的非议，夏侯胜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
①
碎大道”。按照这种方法有的人写出了篇幅巨大的解说，据传有人对《书经》
① 关于“韩”，见前第1 章注37。
② 《汉书》卷八八，第3593 页以下；詹姆斯·罗伯特·海托华：《〈诗经〉译注》（坎布里奇，1952），
第1 页以下。
③ 《汉书》卷三六，第1929 页；卷七一，第3047 页；卷八八，第3590 页以下；又见张朝孙（音）：《白
虎通》第1 卷，第91—93 页。
④ 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 卷，第88 页。
⑤ 《汉书》卷八八，第3620 页。
① 《汉书》卷七五，第3159 页。也见饯穆有关这一经书的评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1 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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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的第一句就写了两万字。班固的评语是很有特点的，他说：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后世
④
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 〔语出孔子〕，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
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世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
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在试图创立和维护经书的各种学派传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经文的正确传授，一是正确的注释。我们将首先讨论后一问题。如我们
在论及董仲舒时所已经看到的那样，产生了一种依据特别是在驺衍学派中发
展起来的整体论的宇宙观念来解释古代经书的倾向。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
①
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这意味着将以一种秘教的方式解
释 《五经》，即企图为所有时代揭示其真正含意。因为经书不是由于历史价
值而受到推崇，如其分类的名称“经”所表明的那样，它们是“……为人类
安排其生活和为统治者统治其人民提供标准”的经典。②
这种秘教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辨识形势朕兆”的努力方
面。董仲舒本人是这种解释一切天变灾异的作法的坚定信仰者。整体论的宇
宙观认为人被嵌入宇宙物力学之中；这种宇宙观试图决定自然现象和人的行
为之间的关系。它后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学问，任何可能关系到理解宇宙力
量与人世互相影响的事件和自然现象，它都要予以解释和分类。作为显著的
例子，这种学问保存在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它是记载奇异朕兆的
名实相副的手册。③
谶纬之学
④
更为奇怪的是出现了通常以谶纬类别为名而为人所知的著作。谶是神谕
和预言，纬指含有对经书加以秘教解释的著作。“经”的原意是织布机的经
纱，而“纬”意指它的纬线。在西方著作中，汉字“纬”通常是指真伪不明
⑤
的书籍，虽则这种类比多少有点牵强。这些谶纬著作最初倒底出现于何时，
不能确知。顾颉刚以为各种经籍的纬书起始于王莽 （公元9—23年在位）统
①
治时期，因为它们不著录于《汉书》的艺文志。可是其他的人认为，它们起
始于公元前1世纪，甚至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总之，可以确信，
② 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203 页。
③ 《汉书》卷三十，第1723 页 （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143—144 页）；钱穆：《两汉经
学今古文平议》，第206—207 页。
④ 关于这一引语，见阿瑟·韦利：《〈论语〉译注》（伦敦，1938），第92 页。
① 见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 页。
② 比较张朝孙（音）：《白虎通》第1 卷，第93 页。
③ 关于《五行志》，见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汉书〉中中国人的宇宙观思辨》第1 卷， 《贝斯勒档
案》，16 （1933），第1—100 页；第2 卷，《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文集》（柏林，1933），第937—979 页。
④ 关于这个问题，见杰克逊·达尔：《汉代谶纬文书的历史性介绍》，华盛顿大学1966 年学位论文。
⑤ 关于这类著作，特别见张朝孙 （音）：《白虎通》，第100 页以下。
① 顾颉刚： 《汉代学术史略》，第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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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仰的要素能够追溯到甚至更早的时代。
谶纬著作只是在片断引文中保存了下来，因为原文在5世纪开始被禁，
而到7世纪初，在隋炀帝统治时实际上被毁了。可是，特别在东汉，它们非
常流行，并得到帝国朝廷的关心。它们的地位如何一度被抬高，这能从《隋
书》的一段话中看出，大意是，它们的文章是孔子本人的作品，因为他担心
他的教导不能为后世所了解。②
真伪问题和经文的传授
各个学派不得不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文本身的真伪，其时还没有“正
统”版本的议题。汉初，儒家学者还难以从秦始皇统治时期给予的打击中恢
复过来。秦博士伏生的经历对学者的困境来说可能是有代表性的：③
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
得二十九篇……
当汉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在位）寻求《诗经》和《尚书》的专
④
家时，他听说伏胜已年逾90，就派高级官员晁错向他学习。这个故事既谈
到口头传授，又谈到一种经书的失而复得。由于书写的经书那时必然很少，
口头传授在经文的留传中很可能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寻找已佚经书的兴趣必定在逐渐增加。班固记载了生活于武帝（公
元前141—前87年在位）时代的河间献王和淮南王安两人从民间收集古代经
①
书的情况。其后有鲁共王的故事，他在武帝死后的某个时候，为扩大他的宫
室着手拆毁孔子住宅。当工匠们拆除住宅的一堵墙时，他们突然发现了显然
是藏匿在那里的大批古代经书；而当共王亲自去看时，他听到了鼓、琴瑟和
钟磬的声音。共王惊恐，下令停止拆毁。②
这类故事有些可能是后来编造的，因为对于自称其经文比那些汉初大师
传授的经文更可信的某些学者来说，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据称在孔子住
宅中发现“古文《尚书》”一事，在经书研究的历史中成了著名的公案。据
说孔子后裔《尚书》博士孔安国（公元前约156—前约74年）与其他古代经
③
书一起得到了这部经书。据他所说，古本包括另外16篇。他把 《尚书》的
古文本献给皇帝，但是由于政治情况，它没有被认可立学官。
前汉王朝快结束时，刘歆（死于公元23年）再次提请朝廷注意这种文本，
他和其父刘向（公元前79—公元8年）一起负责为秘府编制藏书目录。可是，
早在12世纪中国学者就已指出，这种据称由孔安国拿出的文本不可能源出于
他，而是在公元3或4世纪伪造的。
② 《隋书》卷三二，第941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3603 页。
④ 《汉书》卷三○，第1706 页；卷四九，第2277 页；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92 页。此时晁错任
太常掌故之职。
① 《汉书》卷五三，第2410 页。
② 《汉页》卷三○，第1706 页；卷五三，第2414 页。
③ 《汉书》卷八八，第3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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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关发现古代经书的记载还必须在围绕太学和十分令人羡慕的博
士职务进行的“学官之争”的背景中来考查。在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
年在位）统治下，《尚书》的古文经被定为官方课程，但在光武帝 （25—57
年在位）统治下，又作为针对王莽统治的反措施而被取消。我们在此没有必
要注意经文的变动，它的最后形态可能的确包括始于更晚时代 （3世纪）的
伪造部分，这里只要说明再度爆发于18世纪而于19世纪末达到高潮的有关
①
它的真伪的争论，也就够了。
对我们的论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刘歆宣扬这部和其他古文经书的活
动这一事件是经学研究各学派间的论战，即名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之间的论战
的开端。《尚书》的古文经不是唯一的非一争高低不可的争论点，刘歆特别
插手的经书是 《左传》（《春秋》编年史的左氏传注）。
这部著名的编年史是他在皇家档案馆中发现的，他“引传文以解经，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