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 （公元9—23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 （公元57—75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51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42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181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②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崔寔（死于170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③
种活动非法。 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④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①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17 （1974），第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 《东方学》， 67 （1984），第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 《汉代农业》，第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 《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154 页以下；许
焯云： 《汉代农业》，第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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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2世纪末当赵过
②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 公元 76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③
的重要因素。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50年代，与前汉
④
的60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100多处。到1978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50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 （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2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④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 《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⑤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在不同时期种植和收获。因为这样把农事扩展到
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总的生产能力，因而显示出比
个体农民种植者的明显优越性。①
② 关于赵过，见上文第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③ 关于赵过采用耕牛，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8—1139 页（译文见N。L。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
币》（普林斯顿，1950，第184—191 页）。关于那次瘟疫，见《后汉书》卷三，132—133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1961），第75 页。关于铁工业，见河南省
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1，第1—24 页；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
的起源和演变》，载《文物》，1978。2，第18—27 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
报》，载 《文物》，1978。2，第28—43 页；《中国冶铁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
载 《文物》，1978。2，第44—47 页；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 1958，第34 页。
① 见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8，第57—62 页。
② 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第268—271 页。
③ 殷涤非： 《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载《文物》，1960。1，第61—62 页；朱成章：
《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9。5，第86—87 页。
④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9，第455—456 页，图版8、10。
关于四川省类似例证，见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载《文物》，1979。12，第64 页。
⑤ 《后汉书》卷二，第116 页；《后汉书》卷八二，第2710 页。
① 《四民月令》，全书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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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的贫困化
尽管在工商业和改进的农业技术中出现了经济活力的迹象，但是人们没
有什么怀疑，后汉时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民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证据
说明这一点：短论文章作者的记述、政府进行补救的尝试、农民本身的迁徙
与盲流。特别在公元2世纪期间和以后，向南方迁移似乎具有相当规模。在
公元140年的人口普查中，已有大量人口在扬子江流域和湖南的几条大河流
域登记户籍，在随后几十年间向这个地区的移民仍在继续。②
并不是所有处境困难的农民都作为先锋者迁到南方定居。还有大量的、
然而种类繁多的失业者，史称流浪者或难民。鉴于政府给愿意定居和登记户
籍的人提供奖赏，故从公元57年起，甚至在丰收时节，几乎总是有足够的流
浪者。在发生天灾的时候，由于在正常年景时能够自给、而在坏年成时则没
有储备的农民的涌进而使难民队伍扩大。
③
看来许多不能留在原籍的农民可能是技术改良和经济进步的牺牲品 。即
使打井用的砖、铁犁刃、铁镰刀和铁锹较广泛地被运用，但是它们的价格超
出了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的财力。将近前汉末期的时候，政府着手分配农业
工具，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汉时期，似乎没有继续实行这种做法，部分原
因可能是由于政府不再继续控制铁的生产。没有能力用得起最好的设备与方
法的小地主很容易陷入债务之中，而欠下的债务则可能意味着把自己的土地
抵押给地方豪右。豪右可能使这全家人沦为佃户，但是因为采用比较先进的
方法，他只需要少数人耕种每一土地单位，因此，他不能把以前的全部住户
都保留下来。这样便产生了农村失业大军。
①
为了对付这些过程，政府采取了若干旨在帮助小农的政策。按照保护人
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少干预人民生活这种传统理论，政府尽可能减轻
农业税。公元30年恢复了按照平均年成1/30估算的低田赋，并且安排了重
新丈量田地。光武帝费尽心血地务必使这次丈量进行得准确，同时将大地主
全部登记。他甚至处决了几十名官吏，因为他们在登记时弄虚作假（公元40
年）。官吏们受到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国内几个地方爆发了地主领导
②
的暴动，地主们抱怨他们的田地丈量得不公正。虽然人们总是以为减轻赋税
和劳役将改善农民的处境，但是减轻田赋的主要受益者必然是大地主，因为
大地主能够在每一个土地单位上使用最少量的劳动者。这是因为人头税并不
因财富或收入而异，而对于技术改进和农民艰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
释。他认为农民自己和佃户的小块土地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使
他们能够在较小的土地上生产出较多的东西。但是，我作出了相反的论证：
较好的犁可以少使用人力，而不是多使用人力，佃户常常受到地主密切监视，
② 见李中清：《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扩展》，载《人类的迁移：方式和政策》，威廉·麦克尼尔和鲁思·亚
当斯编（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78），第25—47 页。也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载《中国
社会史》，孙任以都和约翰·弗朗西斯编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1956），第83—101 页。
③ 作出这一论证的是五井直弘：《后汉王朝和豪族》，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4，《古代》第4 册（东
京，1970），第426—437 页。但是许焯云 （《汉代农业》）
① 这个问题在许焯云的《汉代农业》中作了详细讨论，第15—35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50、66—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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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种植什么和如何耕种庄稼的是地主其人。地主使用少数比较有生产力的
佃户比使用许多佃户来对小块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要更加有利可图。见以上第
10章《农村社会结构》节中的讨论。对于耕种小块土地的大多数农民来说，
其数量大于田赋。①
政府也偶尔努力使农民在新地方定居下来，作为减轻农村贫困的一种方
法。例如，公元84年一道敕令注意到了新近对于农业的奖励不够，指出：②
令郡国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 〔迁居者〕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
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政府努力帮助农民的第三种方法是直接救济。甚至在普遍繁荣时期，也
认识到某些种类的人民——老人、寡妇、鳏夫、无子女者、严重疾病者、无
力养活自己的穷人——需要救济。后汉时期至少给这些人发放过24次救济，
通常是2至5蒲式耳（石）谷物。但是政府把这些人群看作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