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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从地图上看，翁府所在的二条胡同与李鸿章在京行辕贤良寺在同一街区（参《半生名节》篇地图，18、19页）。步行而去，不过十余分钟。这个街区北面的金鱼胡同，随着昔日神机营旧址的拆除和王府饭店的耸起，已经成为北京市中心最为高级的地段。神机营西侧的贤良寺主体连同李鸿章故居西跨院，现改造成为校尉小学。街区的西北角，著名的东安市场正在重新改建。群楼巍峨，车水马龙，一片新城区的繁华景象。街区南部，南起长安街，北到协和医院，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这样一块占地约十公顷的区域，便是香港实业家李嘉诚麾下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二十亿美元建造的东方广场。按照设计，东方广场是一幢集商贸、办公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厦。东西宽四百米，楼高八十米，总建筑面积八十五万平方米，相当于人民大会堂的四点七倍。目前，除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的美国麦当劳快餐店外，整个区域包括东单二条和王府井新华书店均已夷为平地，而各方人士为了这个北京心脏地带的建设项目，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议。时间已是20世纪末叶了。中国历经了重重曲折和磨难，面临的也不仅仅是前工业社会器物层面的更生和政治集团的争论，中国人又回到了讨论人与现代化，人在未来社会中与自然、与环境的和谐这样一些形而上的哲学意境中来。站在翁同、李鸿章们曾经生活过争执过的土地上，检讨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深邃。
附记
东方广场如今早已落成。广场一层和地下的“东方新天地”，是北京青年人追逐时尚的地方。记得2001年底，三联书店曾在“东方新天地”的“热带雨林餐厅”举行过一次作者联谊会，我看到许多著名老作家、老学者端着卡通式的自助餐盘子，在布置着各种趣怪动物模型和假树假景的餐厅里穿梭，就忍不住发笑。而书店选择“热带雨林”聚会，本身也显示出它与时俱进的勃勃生机。广场地面，那一堆方方整整、把容积率使用到极限的建筑群，常常是知识分子批评的话题。广场中央的东方君悦大酒店，是北京目前最高档的超五星级宾馆。酒店最迷人之处，是地下二层的超大游泳池。在人造星空下，1500平方米的碧波连同真真假假的棕榈树和沙滩，给所有的休闲者营造了一个难以忘怀的梦幻世界。
东方广场的拆迁工地（1994年摄），画面的近端是王府井大街南口，远端为东单路口，东单二条胡同已经夷为平地东方广场东侧就是从前东单二条的胡同口，翁同故居已不可寻。建筑物后面露出来的大屋顶房子是协和医院，其南面的路名是东单三条姜鸣2003年摄
最近，孔祥吉先生又从日本外交文件中发现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秘密谈话记录：
窃思本事件，系清国政府内有某种变动之兆候，遂于当天本使访问张荫桓，兹将所闻，概记如下：
翁氏免官，其原因之来甚远，先年日清战争主张开战者，即是此人。该事件以来，清国多灾多难，尔后，翁所主张之诸多政策不合时宜，又由于翁氏在清廷内部往往被视为专权骄恣。此种状态渐为积累，遂导致此次结果。
又关于近期德国亨利亲王谒见一节，翁坚拒皇帝与之进行握手之礼。而皇帝采纳其他革新派的意见，当日果然行之。于是，翁对皇帝大放怨言。另外，当外使来访之际，大臣应该陪食飨宴，而翁又拒不出席。翁对诸事之意见都被排斥，其愤怒之心显诸行迹。诸如此类，又成为被罢黜的主要原因云云。
这条新史料，把翁同被贬斥同5月下旬接待亨利亲王的礼节争议乃至罢宴直接联系起来，虽然只是张荫桓的说法，但翁的态度和上谕所说“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是对得上的。但是否就是翁氏被开缺的原因，还需继续研究。
2003年10月31日记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清流·淮戚——关于张佩纶二三事 （1）
清流·淮戚——关于张佩纶二三事
一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犹如张爱玲在现
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二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寞。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得悉祖父的名讳，竟然还是来自她的弟弟：
我弟弟永远比我消息灵通。……有一次他仿佛抢到一则独家新闻似地，故作不经意地告诉我：“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是哪个佩？哪个纶？”
“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我很诧异这名字有点女性化，我有两个同学名字就跟这差不多。
此外，她对祖父的了解，就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了，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又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四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1819年中举人，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官居云南按察使和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印塘本人，娶一妻二妾，生六子七女，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此外，张氏老家，应是直隶丰润的齐家陀，比三家村只多四家的荒村“七家坨”云云，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想当然。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父亲在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现在常见一些作者不经证，就按着《对照集》的说法去写张爱玲的家世，结果在许多地方都搞错了。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0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竞夤缘者引为口实。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也有被骂得急了的时候，如张佩纶谈论丁戊奇荒，说河南数百万灾民不死于荒而死于部臣之心术，翁同就抱怨，“吾辈何苦在此席为人指摘唾骂耶？”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张佩纶此照为流放归来后所摄，老友陈宝琛见照曾赋诗云：“梦中相见犹疑瘦，别后何时已有髭？”相貌大约和青年时代已有区别。
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一般认为，前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现存李鸿章与张佩纶间的数百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李鸿章回忆，“方江淮鼎沸，独君（张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
流腿”。李张接近，是他为之拉拢牵线。后来张佩纶出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李鸿章以资助营葬名义向其送钱。张佩纶在1879年9月10日日记中说：
申刻，合肥（李鸿章）来答拜。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天公不语对枯棋》 昔时金阶白玉堂清流·淮戚（2）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1880年初，李鸿章在回复张佩纶给他的要求为张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说：“鄙人与尊公为患难之交，承以表墓相属，奚敢不以文辞？”不久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讨论水师将才、进退人事及北洋水师规模，并周览大沽炮台。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谓：“佩纶初弹劾鸿章，鸿章以五千金将意，且属吴汝纶为介，张李遂交欢。”此说依据何在？不详。不过，李鸿章答应撰写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倒是吴汝纶代的笔。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似乎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一座桥梁。张佩纶前述日记中还提到：“高阳师（李鸿藻）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1880年1月2日，张佩纶与张之洞饭后高谈阔论，他们认为：
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庚（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虽大功告成，而论才太刻、相度未宏，绝无传衍衣钵者。闻阎丹初（敬铭）得其精而规模太狭，李少荃（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不知将来孰作嗣音也。
这是一个宏大的角度，与今人所论颇有不同。在这个视野中，二张认为李鸿章学陶澍之大而举措未公，可以说是有独到识见的。
但在私下，张佩纶似乎跟定了李鸿章。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请假去武汉奔丧。行前，他安排张树声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忧守制期间，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佩纶私下同张华奎约定，协助张树声进行北洋海军建设。但当张佩纶得悉李鸿章获朝廷挽留，将夺情复出，而李对他与张家父子的接近颇不以为然的态度，就不惜与张树声翻脸，通过李鸿藻控制的军机处，否定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张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限于史料缺乏，有许多事情我还一时理不出头绪。比如张佩纶1882年弹劾王文韶事件。张的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长期担任军机章京的朱学勤。朱学勤十几年中深得恭亲王的信赖，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声气灼甚，外吏争走其门。”（李慈铭语）曾国藩谓之“学足论古，才足干时，枢辅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