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称作“好色不淫”。作为一种时尚，未必均是后人理解的断袖之癖。像姑们的居处，就在八大胡同一带，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稗史中说，像姑悬牌门前，称“某某堂”，并悬一盏角灯。庭中花木池石，室内鼎彝书画，陈设颇为雅致。客至，瀹茗清谈，诗酒流连。“韩潭月上，比户清歌”，堪称当年的“KTV”。光绪中叶，社会日趋失控，禁网渐弛，内城的口袋底、砖塔胡同，出现了唱曲的女子歌班，其中多数暗中卖淫。八大胡同也飞出了莺莺燕燕。庚子之乱后，像姑烟消云散，妓院完全占领了八大胡同。时值“新政”，设立警察，妓院纳税，充作警费，妓院得以公开亮牌，称为“官妓”，与警察局相得益彰。但堂名悉数改称“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兴隆了二三十年。近年来，许多人出国观光，发现国外妓女纳税，妓院只要开在指定区域内，也属合法。红灯区甚至可作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有一套“公共厕所”理论，便大为叹服。殊不知，在这方面，北京人早在本世纪之初，已同国际接轨。
妓院自然是出卖灵肉的地方，但仅仅看作色情场所，也是不够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伊·唐娜希尔在《历史中的性》（SexInHistory）一书中认为，对盛行多妻制的中国丈夫而言，私家经营的青楼，是躲避家庭责任和纠纷的避风港。这里能提供宁静和松弛，精美的食物与饮料，音乐和舞蹈，当然，也可以提供夜间的殷勤款待。她认为，只提供性满足的妓院一直是很少的。上海社科院历史学者许敏在讨论晚清上海社会生活时也说，租界中的早期妓院还包括社交聚会、美食餐饮和演艺娱乐场所的功能。他说，妓女实际上是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生存的workinggirl，当时能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也惟有她们。只是随着整个近代城市生活从各个方面的逐渐展开，早期妓女的各种社会功能才随之分解和专门化，最后更集中于性服务。长期以来，人们把妓女看成私有制社会妇女遭受摧残蹂躏的畸形产物，但往往忽略了对她们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思考。妓女是融合了女人各种特质的复合体，她们把女人的美丽、温柔、善于和男人和谐相处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又将男人琢磨透了，有时利用姿色，有时利用柔弱，巧妙地控制男人，将自己的生活完全寄生在男人身上，从而将女人最美和最恶的两极融会一身。至少在八大胡同，号称“卖嘴不卖身”的清吟小班，门前香车宝马，结交公子王孙，仅靠色相而无公关能力，没有一二手动人心弦的表演技能，不懂得点诗书棋画，恐怕是难以打动恩客的。其中出名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上层政治。而不少政治交易和幕后活动，也确是在妓院进行的。晚清八大胡同最出名的妓女，当推赛金花。赛金花的出名，首先在于她的传奇经历。
据赛自述，她本姓赵，原籍在徽州。因为太平天国征战，父亲逃难到苏州。后来娶了苏州太太，她也出生在苏州。以后家道中落，她被人诱骗到花船上“出条子”，成了“清馆人
”。十四岁（实际为二十三岁）嫁给了正在家乡守制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洪钧。虽说是第三房姨太太，但因洪钧是同治戊辰科的状元，所以赛金花也就被人称作“状元娘子”了。台湾作家高阳曾写小说《状元娘子》，讲的是洪钧尚未中试前与山东烟台风尘女子李蔼如的爱情悲欢，读来扣人心弦。书中的洪钧，是个薄情寡义的负心郎，金榜题名后，不愿娶妓女作自己的正牌夫人，朝中提携他的以军机大臣沈桂芬为首的南派势力，也想把新科状元塑造成纯洁贤达的公众偶像，因而鼓动他抛弃了曾在逆境中鼎力扶持他进取的蔼如，把蔼如母女逼上投圜自尽的绝路。这个蔼如，便是小说《孽海花》第三回中提到的“新燕姐”。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落尽夭桃又侬李（2）
用《孽海花》最初的作者，笔名“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说法，“赛之前生为烟台名妓，洪文卿游幕烟台，眷之。洪欲入得试春官而无资，妓助之五百金。即贵而弃之，妓缢。阅十七年……洪纳一小家碧玉于苏，入门则貌固俨然一烟台之妓也。弟于《孽海花》开宗，即影射此事。”前生云云，当属无稽。有无此妓，亦可存疑。但高阳却以此敷衍出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把烟花女子企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心情，刻画得丝丝入扣，这番本事，确实令人十分钦佩。赛金花婚后数月，洪钧服满，被简派为大清帝国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大太太不愿出国，洪钧便携带新婚燕尔的小妾（家里人称她“新太太”）上路，在欧洲做了三年外交官。赛金花也就在欧洲的社交界做名正言顺的公使夫人，晤过德皇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游历过柏林、圣彼得堡、巴黎和伦敦。虽说在她之前，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带着侍妾梁夫人出使，第二任公使曾纪泽的夫人还在伦敦使馆生过孩子，但她们的名气都没有赛金花响亮。这恐怕同小说《孽海花》所作的夸张渲染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洪钧任满回国不久病逝，赛金花不愿为他守寡，跑到上海，重做冯妇，挂牌开书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那会儿，赛金花年过三十，风韵犹存，据她自己晚年回忆，“出去时头戴一根大簪，三排小簪，每排都是四根，全都是翡翠的。梳着五套头，——当时最时新的样式——颈上挂金链，戴着珐琅银表。冬天穿狐裘都是按着颜色深浅递换。我耳朵上的那副牛奶珠坠子就值几千两。”1898年，赛金花北上天津，弄了五个南边姑娘，开“金花班”。次年又进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里。她常常男装打扮，被人称作“赛二爷”。从此南班妓女进入北京，北京妓院分作南北两大流派。所谓妓院的南北特色，《清稗类钞》中曾有形象的概括：
大抵南帮活泼，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应酬周至，若北帮则床笫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顾亭林论社会情况，以“闲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评南人，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评北人，观南北两帮之妓女亦犹如是也。赛金花的命运历尽坎坷曲折。1903年，她在陕西巷开妓班，花六百两银子买了个叫凤林的姑娘，不想她以前曾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有个熟客想帮她脱籍未成，结果被卖到赛家班，又不堪赛金花的逼迫凌辱——想必赛金花也是个凶神恶煞般的鸨母——不久服鸦片自尽。赛金花虽然手眼通天，熟人极多，被解入刑部大狱后，官场中的相好为她奔走关说，但也花了大量冤枉钱，弄得几乎倾家荡产，最后才被解回苏州原籍。以后，她曾两度为妓，又嫁过两个男人，都先她而去，大约命中克夫。晚年，赛金花过着贫寒的生活。1934年，曾在北大以讲授性学出名的哲学博士张竞生在上海为赛募捐，收获甚微，他写信通知赛金花：“我们对你是极愿意帮助的，然而为力甚微弱。无阔友，有也管不及了。”又说，“华北又告警了，你尚能奋斗吗？与其空念弥陀佛，不如再现身救国，一切慈善事均可加入的，看护妇也极可为。若能领率一班女同胞作有规模的社会运动，更是再好不过的。你打绒线工作吗，当多多打出，为无数贫民作纪念呵”，很有点小白脸的油腔滑调。1936年12月３日，她在北平天桥附近的香厂居仁里16号与世长辞。死后连薄皮杉木棺材以及一应丧葬费用，都是别人捐助的。她被葬在陶然亭锦绣墩，如今墓地早已不存了。
四
时下在北京还能看到的与赛金花相关的遗物，一处是在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陈列室，内有赛金花墓碑，潘毓桂撰文，喻长霖撰额，吴炳麟手书，中国石公司镌赠，是黑色大理石制品，高约二米。这块墓碑，是北平沦陷后落水文人所营建的，如今记得此事的人已经不多了。陈列室中还有清末遗老樊增祥著名的前后《彩云曲》，以及张大千画的“彩云图”，都刻成石碑，在赛金花活着的时候，就已嵌在陶然亭的北墙上。另一处则是中山公园里那座漂亮的汉白玉蓝琉璃瓦石牌坊，也就是当年十分著名的“克林德碑”。克林德男爵（BaronClemensKetteler）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20日上午，他乘轿前往总理衙门，试图交涉保护在京外交使团安全问题。途经东单总布胡同，被巡街的神机营章京恩海用枪击毙。在此之前，北京的义和团发展得如火如荼，团民们到处攻打一切与“洋”字沾边的东西。义和团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运动。它的掀起，同19世纪末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相联。甲午战争后，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特别是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即青岛）后，修筑胶济铁路，开发沿线矿产，以及大批外国商品的涌入，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日益艰难。外国传教士到处传教，教民以信教为护恃，为非作歹，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相当多的人认为，他们生计的急速恶化，是因为外国人在修路、开矿、架设电报线时，伤了“风水”、“龙脉”，所以，他们便以义和拳这种秘密会社的形式进行反洋教和排外的活动。各种“特异功能”大为盛行。人们确信，义和团的老师和大师兄能用法术搬请各路神仙人物附体。喝了符水，洋鬼子的子弹就打不进自己的身体。
这自然是一种愚昧。但既然洋务派的“自强”举措没能顶住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遭到顽固保守势力的血腥扼杀，中国农民就重返历史前台，以盲目排外的极端手段，来进行反抗西方侵略的悲壮搏斗。而更可悲的是，这场斗争又被朝廷内的顽固保守势力利用，掺杂着慈禧太后企图废除光绪皇帝帝位的宫廷黑幕，结果，被煽动起来的狂热民众，成了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力量，天天在北京追杀洋人和“二毛子”，抢劫商店住宅，焚烧教堂医院，外国人只得躲进使馆，并在使馆外筑起街垒。6月17日，六个国家在华的军队组成
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19日，慈禧太后决定向各国宣战，总理衙门宣布不再保护使馆，限外国人二十四小时内离京。克林德事件进一步恶化了局势，也是后来八国联军推选德国人瓦德西（ConutAlfredWaldersee）出任总司令的原因之一，还成为辛丑议和时德方勒索的主要理由。辛丑议和时，男爵夫人一心要替丈夫报仇，提出要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抵命赔罪，使得和谈陷入僵局。这时，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夫人，又和联军统帅瓦德西是旧相识的赛金花出场斡旋。她告诉克夫人，要把太后列为元凶是不可能的。建议为克林德竖立一座牌坊，类似欧洲人的石碑或铜像，算是中国向德国赔罪的一种象征。这个建议推动了谈判的进程，并被写进《辛丑条约》的附件。
《天公不语对枯棋》 落尽夭桃又侬李落尽夭桃又侬李（3）
牌坊于1901年６月25日破土兴建，1903年初竣工，位置在克氏饮弹的总布胡同西口，四柱七楼，式样仿明十三陵牌坊，但规模较小（后者为六柱十一楼），用拉丁、德、汉文刻有清帝“惋惜凶事之旨”，是中国近代国耻的象征。十五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北京市民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捣毁克林德碑。1919年，协约国出面，要求德国将被拆毁的克林德碑修好，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将坊额改为“公理战胜”四字，意思是“公理战胜强权”。集会那天，还把赛金花请去，站在前排，摄过一张合影。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又决定把这个牌坊改为“保卫和平”坊，如今的坊额上，留下了郭沫若先生题款的手迹。我在中山公园徜徉时，曾拿着“克林德碑”的历史照片仔细对照“保卫和平”坊，发现了两个建筑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后者在四根立柱顶上作了重新处理，取消了较低矮的四组紫蓝色琉璃瓦挑檐，这样，整个牌坊就变成四柱三楼式了。
如何评价赛金花，是个复杂的史学课题。如何从折冲樽俎的角度评价赛金花关于修建克林德碑的提议，更不是本文的题目。何况关于赛金花的经历，关于赛金花与瓦德西的关系，历来还有不同的说法。一方面，樊增祥在流传一时的《彩云曲》中，大肆渲染赛与瓦的性关系，津津乐道地说当时中南海仪銮殿联军总部着火，“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裤。”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赛金花压根儿不认识瓦德西。关于赛的种种故事，都是无聊文人的杜撰和赛金花本人的吹嘘。1933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和他的学生商鸿逵曾经采访了蜗居天桥、垂垂老矣的赛金花，根据她的口述出版的《赛金花本事》，也被看成真伪参半，扑朔迷离。这种争论，被称作“赛瓦公案”，将来只要有兴趣，还可以继续考证下去。从前读《清实录》、读《东华录》、读各种各样的地方志，每每读到皇帝旌表某某妇人贞节的记载。能够获得这种荣誉的，大多守寡在四十年以上。我在安徽歙县岩寺镇附近的村庄里，还参观过一座石刻的贞节牌坊。这类“丰碑”，自然与赛金花无缘。但一些老北京市民，对于赛金花在八国联军进京烧杀掠夺时，出来维持秩序，保全地方安宁颇有好的传说，却是我在北京采访时多次听到的。所以，赛去世后，北平某报作挽联曰：
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于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郭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这副对子的下比，对名噪一时的赛金花最终穷愁潦倒地死去，极具同情。上比对赛的溢美，则有点儿过分。但不管怎的，我每每会从赛金花联想到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1936年，夏衍先生创作的话剧《赛金花》，也是取材于《赛金花本事》，作为国防文学的范本，借古讽今，影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