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荐。曾国藩在咸丰驾崩后评论说：“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他听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忧惧异常，在家书中含蓄地称为“中外悚然”。然而，是奕给了曾国藩更大的信任，以朝廷名义命曾国藩管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大胆地将军政大权交给汉族官员，为最后平定起义创造了条件。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难与运相争（2）
如果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方略上，奕阴行了肃顺路线的话，在应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方略上，奕的做法正好相反。肃顺在对外政策上，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盲目排外；奕则能看清世界大势，发起近代化运动：从建立总理衙门、设立驻外使馆、兴办近代学校、派遣学生留洋，到引进外国武器、创办近代工业、建设新式海军、开设电报矿务。这场大陆学界称作“洋务运动”、台湾学界称作“自强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奕的历史地位也因此得以奠定。
台湾作家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末尾，对清朝的九位皇帝作了很有趣的打分评价（见下表）。
若恭王得承帝位，放在咸丰的位置上，按照我的看法，其资质、教育、统驭皆不相差，均可同样得“上”。机遇则同样为“下”。享年65岁，体格可得“中”。以其待咸丰、待两宫太后的态度，本性亦当在“中”之上。以其在同光年间取得的政绩，责任感可评为“上”（至少不低于道光），应变则可评“中”。他的私生活也无可指摘，可得“上”（同样不低于道光）。则其总得分为115分，可在总名次中超过乾隆而位居第二。如此，慈禧太后就没有机会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当然也就不会有同治和光绪。
资质本性体格教育责任感统驭应变私生活机遇得分名次
顺治上中中中中中下下中838
康熙上上上中上上上上上1171
雍正中下中中上上上上中1073
乾隆上中上上上上上中上1102
嘉庆中上中中中中中中中954
道光下中中中上下下上下857
咸丰上中下上中上中下下935
同治中中中下中下下下中689
光绪中中下中中中下上下876
以上各项，上等为15分，中等为10分，下等为５分。私生活及机遇两项另有加减分，私生活上等加２分，下等减２分；机遇上等减15分，下等加５分。“本性”指仁厚，“机遇”指国运及个人得位之机会。又，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清朝的皇帝》所刊之表，按评分标准，所有得分皆多10分；现减去。
以上三人，洪秀全是有机会当皇帝，当不了；曾国藩是有可能当皇帝，不愿当；奕是极想当皇帝，没当成。对前二位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已毋庸多说。但奕当皇帝，倒确实是可以让人丰富地想象一番。中国会不会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机会呢？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是否使中国与近代化失之交臂？读大学时，老师总是严肃地告诫我们，历史学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事实去研究，不能对没有发生的情况去想象，因为这种想象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话自然有道理，可是如果把一切想象都剥夺了，历史研究岂不太乏味了吗？
如今在恭王府花园，看不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雨，只能看到满族王公优雅恬适生活的痕迹。严冬腊月，林木萧瑟，几无游人，这也正合我的心意。我在园子里慢慢地走着，心中在追寻恭王的足迹。
花园很大，按东、中、西三路，设有二十余个景点，当年曾被称作“邸园精华”。东路的主体建筑是大戏房，一座三卷勾连搭全封闭的剧场。面积685平方米，场中仅用四根柱子，托起庞大的屋顶。这种样式，在古建筑中是很少见的。南面为一米高的戏台，北面是王爷和贵宾的包厢，中间置十几张八仙桌，为一般来宾听戏的座位。整个戏房十分高敞，戏台上悬挂着书写有“赏心乐事”四字篆书的匾额。四壁和梁枋间，涂刷成淡淡的粉绿底色上，绘满藤萝和紫藤花，给人在花架下观戏的奇妙感觉。如此豪奢而又典雅的私人室内剧场，当时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连皇宫和颐和园中也是没有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王瑶卿、梅兰芳、程继先都曾在这里演出过。野史传说，清末著名彩旦刘赶三在某王府唱堂会，恰见道光皇帝的五子亲王、六子恭亲王、七子醇亲王在座，便学着妓院老鸨的腔调插科打诨：“老五、老六、老七，出来见客——”不知是否就发生在这里？
西路的“诗画舫”也很别致，它建在一泓湖水正中，上舫必须登舟，而舫中是观鱼的佳处。曾在西城区政府工作的彭君后来向我透露，某位气功大师告诉他，这个看来清幽的园子，其实充满了浊气，决不能在此练功。因为他测出，就在舫下，和埋下了大批财宝。这说法使我想起，和抄家后，共查出家藏黄金33551两，白银3014095两，以及大量珠宝器玩和土地房产。副都统萨彬图上奏，认为和财产还大有隐匿，建议进一步审讯挖掘。当时民谚曰：“和跌倒，嘉庆吃饱。”然而嘉庆批说，这些宝物，纵有隐寄，亦不过天之下地之上，何以辗
转探求，近于搜刮耶？和宅已赏庆郡王居住，王府中再令番役多人遍行掘视，也是断无此事的。因此嗣后大小臣工，不得再对和资产妄行渎奏。嘉庆诛和，以除巨蠹、平民愤、肃朝纲为宗旨，不求在枝节上纠缠不休。薛福成在《庸笔记》中评价这一谕旨时说：“大哉皇言，洵昭垂万世。”和之财，从此也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有的笔记上甚至说这个数字达到８亿两，足以使武侠小说家敷衍出连篇累牍、动人心魄的故事。不过仔细再想，舫下若真有财物，和倒台后的近两百年里，居然没被人发现，也不可信。尤其在前些年，这里曾改为某单位家属宿舍，要想探宝，还是很容易的。
中路有座假山，层层叠叠，全用太湖石垒成，称作“滴翠岩”。山下有“秘云洞”，洞中嵌着康熙帝手书的“福”字碑。碑下有副用碎石排成的象棋盘。遥想盛夏之时，在此小憩对弈，真有超尘脱俗的飘飘然感。在山顶，则是称作“绿天小隐”的一个敞厅，仲秋之夜，煮茗清谈，举杯邀月，何其乐哉。
恭王府花园里也不完全都是轻歌曼舞的绮丽、鸟语花香的风雅。在悠闲淡泊的都市园林中，我们可以隐隐地看到权力斗争失败后的愤懑。在假山之前，正对着园门，竖立着一块五米高的太湖石，上书“乐峰”二字。这是奕在光绪十年被慈禧太后罢黜后，借北宋司马光失意时所作《独乐园记》，在石上刻出“独乐峰”，但又怕引起麻烦，便把“独”字凿在石顶，以此来曲折迂回地排遣自己失意不平的心绪。
《天公不语对枯棋》 秋风宝剑孤臣泪难与运相争（3）
奕与慈禧太后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结成战略同盟。以后，奕以“议政王”身份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直接领导内政外交事务，与“垂帘听政”的太后有着很好的默契。但慈禧对他则是极不放心的，以致有同治四年三月（1865年4月）和同治十三年七月（1874年9月）的两次严谴。第一次以御史蔡寿祺弹劾为由，慈禧太后亲笔拟了一份别字连篇的懿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命革去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由于受到全体王公及军机大臣反对，最后只能收回成命（议政王头衔仍革去）。第二次是为了重修圆明园，同治与奕又爆发激烈冲突，奕还劝诫同治不要微行私出。同治恼羞成怒，撤去奕的职务，最后全体军机大臣再次站在奕一边抗命，迫使同治和他的母亲慈禧太后退让。显示出奕班底强大的政治实力。
奕主持中枢，在推行现代化进程中，很有些值得一书的事迹，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顽固派在兴办同文馆问题上的争论。
同文馆原是总理衙门兴办的培养外语人才的语言学校，1866年12月，奕上奏，建议在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也就是讲授自然科学，招收满汉举人及中下级官员入馆学习。这一主张遭到了以理学大师、同治师傅、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奕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个极为著名的奏折，其中回顾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逼迫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以及此后他在寻求中国自强之路的心迹：
溯自洋务之兴，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以致酿成庚申之变。彼时兵临城下，烽焰烛天，京师危在旦夕。学士大夫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为不肖，留京办理抚务。臣等不敢徒效贾谊之痛哭流涕，胡铨欲蹈东海而死，空言塞责，取誉天下，而京师内外尚以不早定约见责，甚至满汉臣工连衔封奏，文函载道，星夜迭催，令早换约。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舆论，保全大局。自定约以来，八载于兹，中外交涉事务，万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维持，……以为即此可以防范数年，数十年后则不可，是以臣等筹思长久之策，与各疆臣通盘熟算，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赴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在京畿一带设立六军，藉资拱卫；凡此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臣等反复思维，洋人敢入中国肆行无忌者，缘其处心积虑在数十年以前，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左宗棠创造轮船各厂，以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李鸿章置办机器各局，以为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从此奏折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奕，确实是勇于任事，锋芒毕露的。
在此后的争论中，他进一步设计，任命倭仁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谕令倭仁“酌保数员”讲授自然科学，倭仁被迫承认原说中国之大，不患无精通西学之人，不过是凭空想象，“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寻他开心，以皇帝的名义命他“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馆争论中，奕主持下的军
机处，多次拟旨，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依然余音缭绕，令人回味。
从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余年里，奕一直处在中国政治前台的大漩涡里，不停地旋转。直到中法战争爆发，才被西太后强行将整个军机处一起开缺，并让奕回家整整闲赋了十年。以奕之才华和能量，却斗不过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归结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在书写“独乐峰”时，心情是多么地沮丧。
从此，恭王只能寄情园林和唐诗。他在这个花园里消磨着才华和生命，集唐人诗句，写成八卷的《萃锦吟》，虽说是玩弄技巧的笔墨游戏，有的诗还刻意显示淡漠政治、韬光养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诗篇抒发了忧郁的心境，如在给同时下野的政治老友，前军机大臣宝的诗中说：
纸窗灯焰照残更（齐己：《荆渚偶作》。），半砚冷云吟未成（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岂堪容易想（李：《定风波》。），光阴催老苦无情（白居易：《题酒瓮呈梦得》。）。
风含远思晚（高蟾：《秋日北固晚望二首》。），月挂虚弓霭霭明（陆龟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输蝶梦（崔涂：《金陵晚眺》。），到头难与运相争（徐夤：《龙蛰二首》。）。
岁月如温温的小火，煎噬着人寿。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园里，渐渐地进入老境，不仅身体衰弱，思想也趋于老化、圆滑和保守。待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前后清流的两位领袖李鸿藻、翁同的一起要求下，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王主持大政，而恭王却以主和敷衍的姿态使他们失望。这种衰朽的状况甚至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英国公使欧格讷（SirN。R。O’Conor）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当着恭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面，直率地问道：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此今日之事，舍王谁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德欲占舟山，今一电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振也，欲振作亦非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