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都用来体会有暖气的室温了，对于其他的，都比平常反应迟钝。重新坐回电脑前。CD唱盘里，席琳·迪翁的高音正爬得叫人心颤。他站在我背后。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东亮。做什么的？画画的。他看起来并不像我想像中的画家。想像中的画家什么样？反正不是像他看上去这么正常这么谦逊，头发应该再长一些，再乱一些，眼神要再漫不经心一些，哪怕放肆一些，衣服的样式可以再夸张一些，再脏一些，最好衣襟上有两笔不经意涂抹上的油彩。我哪里见识过什么画家，不过是我脑袋里对外化特征基本如是的诸艺术青年们的大同印象。跟张东亮在一起之后，他对我说，在见我之前，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北京姑娘。姑娘对画家很崇拜，结果，见了面，姑娘看着张东亮，有些失望——画家不都是长头发吗？你怎么是短发？所幸的是，在遇到张东亮前，我并没有热爱绘画，也没有期望找一位画家做情人或是丈夫。然后，我就像这个家的女主人一样，转去客厅给张东亮倒了一杯水。一切正常，基本上没有心慌意乱，没有刻意为之的矫饰。张东亮告辞的时候，是我在门口送的他。我说，你可以把领子竖起来，这样暖和点。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竖起领子，说了再见，转身下楼了。在我和张东亮结婚几年后，“把领子竖起来”依然是我常对他说的一句话。事后，我在想，当初，怎么会是我一个人与他告别呢？崔岫闻当时在做什么？张东亮走后，崔岫闻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说。不要太过深究“挺好的”这3个字所包含的可能细密复杂的情感，也就是对对方提问的一句还算属实的回答——不算坏。
崔岫闻也给张东亮打了电话，问，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张东亮说，还行吧。据张东亮后来跟我说，当天他正在画画，约见一个陌生女孩的心思一点也不强烈。说实在的，那时候，他对找一个女朋友已经不再上心了。最让他乌云压顶的是画什么，画得怎么样，出手的一幅画能否让观看的人给予他慷慨的鼓励和认可。一个29岁刚进入艺术圈不长时间明显内向自闭的穷小子，他最急缺的是自信和性，而不是恋爱。恋爱比性麻烦多了，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渴望和消受与一个女人谈情说爱。或者说，他对于和一个意中人恋爱的所有美好的假想都在安阳市一次又一次的相亲中消耗得差不多了。除了一小截美好却短暂的初恋，后来与同单位的一个心高气傲的女孩有过两年让他有点累的恋爱，张东亮称得上比较隆重的情史就是约见过安阳市的近100个姑娘。中间，偶尔有过一些小插曲。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张东亮就非常渴望成家。结果，他还是成了周围早早结婚当了父亲的朋友中落单的大龄青年。如果28岁的张东亮已成家，或说有一段可以发展为婚姻的正式罗曼史，银行宣传干事的工作再无趣，估计他还是可以忍受得了的。他还是不会来北京。张东亮实在不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1998年2月18日清晨，安阳市开始落雪，雪花越下越大。当初在安阳市美术中专一起上学的几位同学在火车站为张东亮送行。5个小时后，张东亮背着包走出北京火车站。迎接他的是比雪更冷的冬雨。张东亮住在哥嫂并不宽敞的家里。我见过那年冬天张东亮的一张相片，很老相，一看就是心理生理备受压抑的面孔。
一个多月后，还是二哥张洹带着张东亮在龙王庙找了一间平房。我问张东亮，难道当时你没有意识自己单住吗？没有。我到北京就是找我二哥来的，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让我很吃惊。可能因为我在14岁离开新疆去辽宁时曾在亲戚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独立”这两个字的要求格外强烈。可以理解的是，张东亮自小崇拜他二哥。二哥比他聪明，比他身体壮，比他有出息，也比他有魅力。我也曾经有过崇拜我哥的年头。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每一封信都是我的指路明灯。但是，自从我在深圳开始上班，我就发现，他变了，我也变了。他已经从大学时代的文学青年蜕变成了一个商人，而我也不再是那个对他惟命是从的妹妹。可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得多么对，如果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还要靠他的帮助和接济，对他的感恩中一定会掺杂着对他所说的一切的接受和认可。我哥出钱给我报名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我压根就没有去参加。因为我已经受够了为了文凭为了加薪为了什么惟独不是为了快乐的学习。
说到底，我可以做一名平庸的会计，但我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且很享受本职工作的会计，即便我非常努力非常听话地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的文凭，也绝不可能。何况，我不想再做那个连考大学报志愿都不知道报什么全权由哥哥做主的那个妹妹了。我已经被父亲和大我7岁的哥哥，我的“小爸”管教了20多年，他们让我东，我从不偏西。我的突然逆反让我哥包括父母都措手不及。我哥的伤心比我父亲更甚。我哥太看重我了，他太希望他妹妹能成为吴士宏那一类的优秀职业女性。可惜，我对事业成功远没有那么令人激动的向往，只要一份还算有兴趣的工作赖以谋生就乐得知足了。谁让人各有志呢？确切地说，人各有命，我的辜负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在深圳两年后，当我放弃了我哥给我找的工作来了北京，成了卖字维生的撰稿人，又嫁了一个穷画画的，我和我哥就彻底分野两路。在他看来，我太过务虚，在我看来，他太过务实。除了祝福彼此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兴趣和耐心。作为成功的艺术前辈，至今，张洹仍是张东亮引以为豪的榜样。当然，默默无闻的张东亮对功成名就的张洹的崇拜也曾让他在张洹去纽约后的至少四五年的时间里都处于自惭形秽的自卑情结中。他需要一长段艰难的分娩期才能新生出另一个自己。从相亲了100个姑娘还没有结果足以看出，张东亮对女孩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容貌的要求。
所以，当崔岫闻问他，你觉得那个女孩怎么样时，张东亮说，还行吧。张东亮的潜台词是——长得一般，不过，人看起来还善良。崔岫闻听张东亮也没有决然否定的意思，就将我的电话告诉了张东亮。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传呼的时候，正在剪头发。是张东亮。后来，我问张东亮，当时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既然我没有他所期望的貌美，换做在安阳，很有可能他就免见了，对不对？张东亮的回答也很诚实。那天也是闲着无聊，就想，打个电话吧。这实在不是一场设定了预期指数的恋爱。只是有婚姻缘分的两个人终于因缘际会走到了一起。从单独见面的第一天，我们就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从清晨到凌晨，几乎每天的24小时，我们都在一起。我总算明白，其实，你在什么样的时间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是天命。因为坐错了公车，加上路远，差不多7点半才到了约定的地点。还站错了方位。
等张东亮骑着自行车从滨河小区赶出来时，望了一会儿，才看到我在一侧的马路上，正背对他站着。那时候，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已在通州滨河小区的一幢两室一厅的民宅里度过了9个月的合租时光。等吃了晚饭，有人约着去唱“卡拉OK”的时候，才知当夜是圣诞节。准备出门的时候，我低头系松了的鞋带。张东亮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他的手掌穿过我的大衣、毛衣和线衣，还是给我单薄的后背一掌并非虚拟的重力和温度。这是我们第一次身体接触。后来，张东亮跟我说，他拍我后背的那一刹那，在想，这个女孩可真瘦，要是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一定要让她胖起来。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早晨的实际情况
凌晨6点，天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儿才四散开来，各回各家。张东亮的单人床旁边有一张地铺。他问我，你睡床还是睡地铺？我说，睡床。那天早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一起抱着睡在了地铺上。我和房东争执起来。房东又喝醉了。起因是我从厨房接了桶水，因为水接得有点满，在拎着水桶从厨房走到我的小屋的路上，院子的水泥地面上撒了些水，然后，很快结了冰。房东是个40多岁的北京男人，妻子早年过逝，和开出租的胖儿子住在一起。平日里还算和蔼，喝了酒就面相凶险。我有点害怕。感觉这个地方住着很不安全。人也奇怪，如果这事发生在认识张东亮之前，估计我既不会跟房东争执起来，也不会觉得住那儿有多么不安全。或者说，人在自觉有了外力保护的情况下，反而会变得脆弱。
2000年1月，张东亮和马云飞夫妻的“同居”史到此结束。我和张东亮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我把张东亮的二哥去纽约前留下来的红色化纤地毯摊在客厅的地面上洗刷干净，然后铺到卧室的瓷砖上。那时候，我们可真穷啊，惟一的家电就是一台收音机。红色地毯是我们2000年最豪华的家饰。我就坐在卧室的地毯上写稿。我的字很潦草，个头又大，写一篇4000字的稿子，满地铺的都是纸，非常声势浩大。张东亮看我写稿子这么麻烦，狠狠心花7000块给我买了台电脑。说狠心一点也不过分。当时，张东亮的存折总共10000多块钱，那是一个还不能靠卖作品维生的穷画家必须省吃俭用的家底。我比张东亮更穷，倾囊而出，也就1000多块。有朋友对张东亮说，才认识这么短的时间，你就舍得花这么多钱给她买台电脑，你不怕临到头人家跑了连电脑也一起卷走了？张东亮有过这样的担心吗？举头三尺有神灵。很快，他就将体会到他的这一不为私己的慷慨之举所回馈给他的报答。春天向夏天过度的时候，鼓楼那家杂志越来越难维持，最后发了1500块钱，主编说了一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之类的话。我也不急。那时候，我已经和一家网站的娱乐频道合作了一个多月。编辑将3个版块的栏目包给我，除了一些资料编撰，主要还是负责人物专访。每月月初给我按时邮寄上一月的稿费，平均下来，每月至少4000块钱。不过是依照一个朋友告诉的电话号码没抱什么期望地询问了一下，编辑也不过是读了我写的3篇稿子。北京有那么多的编辑、记者、撰稿人，她怎么就偏偏采用一无关系二无资历的我？而且非常帮忙地给我争取到了优厚的稿酬。
编辑是一位北京女孩，非常干练，且有一副热心肠。当你的舌头舔食到糖果的时候，生活总是一并为你预备了除了甜蜜之外的其他滋味。半年后，网站开始缩水。编辑来电话说，娱乐频道很快就要撤消了，门户网站正在改革为商务网站。我去报刊亭买了几本杂志，依照版权页的社址电话直接打过去，遇到礼貌耐心的编辑，就将写过的稿子email到对方的信箱。那时候，我不认识一位杂志社的编辑，也根本不知道还有自由撰稿人这个职业。完全是生存的本能而已。有一次，将刊登了采访文章的《母语》杂志送给黄燎原。那一期杂志，我一共做了3篇人物采访。黄燎原问我，《母语》稿费高吗？我说，3篇稿子1000多点儿钱，顶多千字100块吧。黄燎原特别惊讶，这么低，你也写，少说也得开到千字500块。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拿过千字500块的稿酬。
至少，再有各类时尚杂志找上门来要求写稿时，我知道有个千字300块的行价做参考。可是，几年前，我哪里知道什么叫行价，哪里挑剔得起稿费？能有得写，能将稿子卖出去，就已经很满意了。后来我发现，当年像我这样既没有媒体资历和资源，也没有同行圈子，单枪匹马地做自由撰稿人，的确很吃累，完全瞎子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全凭胆量和毅力。昨天，我仔细读了一遍我和张东亮在一起之后的日记，5年零1个月，47篇。我只有在心情沮丧的时候才会记日记。
也就是说，过去的5年时间里，至少有47天的时间，我的心情是相当糟糕的。最后一篇日记是2004年4月1日。这说明，从2004年愚人节一直到今天的近一年时间里，我的心情还不错，起码称得上平稳。可是，若按惯例，我的心情应该相当沮丧相当糟糕，至少这种坏情绪应该顺延一小段时间。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连续两次失业。关键还不是失业，是一旦失业就面临收入断档。其实，失业的第三天我就又开始摩拳擦掌重操旧业继续撰稿了。但是，3月写出的稿子，至少五六月才能收到稿费。虽然张东亮的卖画收入足够我们两三年一分钱不进也照样生活下去，我完全可以松口气。但是，张东亮卖出第一幅画的那天起，我们就商量好了，他的卖画收入是我们的储备金，不到万不得以，是雷打不动的，我的稿费用来吃、穿、住、行。
因为卖画收入不固定，你不知道画好的一幅画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收到一笔钱之后，下一笔还要等多久。所以，我们像两个守财奴一样对那些来之不易的钱非常珍惜。再一次失业后，张东亮宽慰我，正好休息一段时间，什么也不要写。可我受不了每月花存款的生活。那些存款是我们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安全感，我怎么可以耗用它。后来我才清晰地看到，再遇到佛法之前，我给自己搭建的安全感是多么脆弱。难怪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我至少有47个心情沮丧的日子。其中，多半是和张东亮吵架过后的痛不欲生的时刻。说痛不欲生实在不为过。从那些浸着泪水的日记里，我试图回忆当时的情形，怎么会那么伤心欲绝，好像整个世界都负了你，你所有的委屈只能一个人吞咽。我独自卧倒在朝北的一间屋子的小床上，试图哭得声音再大一些，好让这些哭声穿过走廊穿过张东亮的耳膜折磨得他睡不着觉必须过来给我赔礼道歉不可。可是，当张东亮真的过来哄我时，我又背过身去，不理他。
张东亮说我发起脾气来像个无赖。说得对，那时候，我不是无赖又是什么？不仅是个无赖，在有两次发了疯似的争执打骂中，我简直像个骂大街的泼妇，极尽言语恶毒阴损之能事。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