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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一些风流史
当然，校方眼里的劣迹还远不止一些风流史，作为专门与规范唱反调的张东成了让校方头疼的负面典型。学校以一张具有危险思想倾向的油画为由开除了张东。这是张东始料未及的，他再调皮捣蛋，大学毕业证书他还是在乎的，这点理智他还是有的。张东开始了让校领导戴上了紧箍咒的胡闹，他开始绝食，校方表示理解而无奈。胡闹的高潮处是张东被逼疯了，他要跳楼自杀。后来，学校保安将张东绑了起来，然后从5层楼的窗口将他吊进去，以此满足了张东的自杀愿望。但是，校方还是担心闹剧最终以悲剧收场，给张东发了一张肄业证书。然后就是1994年5月17日，张东将“为人民谋娱乐”的一大堆故事留在了南京，揣着一张站台票和鞋底里的100元钱搭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也掀开了他故事人生的新一页篇章。而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张东的故事仅仅是冰山一角，比如张东在西藏十闯“军事封锁区”，他的第一次蹲牢，他和阿虫在大理太平间“抓鬼”的故事，等等，都是张东可能会在未来的某年某月某日出版面市的小说里写到的。当然，也可能它们终将以口述的方式在人间流传，经由人们的添枝加叶，变成不同版本的N次方故事。也可能未来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在北京的某个酒吧或是其他什么喝酒的场合看见一个高大壮硕的男人，光头，大脑袋，很有福气的面孔上圆睁的大眼，匀速的男中音，手里握着一瓶啤酒或是二锅头。没错，那个男人的名字就叫张东，如果你感兴趣，你尽可以走过去，拍拍他厚实的肩膀：嗨，哥们儿，讲段我没听过的故事吧。保准张东会给你一个宽慰的笑：请坐，朋友。
不过，你得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也没准，张东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起他和儿子敬一的故事。就像昔日好莱坞的浪荡才子约翰尼·德普，那个迷死人的“爱德华剪刀手”，在有了一对宝贝天使之后，眼神温柔地对着电视屏幕外的全球影迷说，我觉得做父亲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惟一一件事，其他的，都如过眼云烟。附：《十年一顾》文／刘紫清和张东认识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如弹指一挥。恍恍乎，光阴流逝速度之快，让人迷惑，难以置信。10多年前认识张东的朋友，现在见到他，简直判若两人。曾经的他，是一匹到处乱窜，想要冲破一切藩篱，天不怕地不怕的野马，藐视一切，傲然无物。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满是激情，性格怪异偏激。所以有些人爱他，敬佩他，他能做出很多常人做不出来的行为，更多的人则不理解他，讨厌他，排斥他。现在回头想想，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命定的。我和张东，实在是反差太大的一对，一高一低，一胖一瘦，一动一静。从见到他的第一面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跟着这个男人生活这么多年；即便和他认识了一段时间，我脑子里常有这样的念头：我和他差别这么大，不可能和他怎么样的。可是，命运的安排，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大学毕业，分配的工作不如意，我打算利用业余时间，开一家民族工艺品店。限于资金和其他问题，工艺品店没开成，却开了一家小吃店。开小吃店最大的收获是遇到了张东。和张东交往一段时间后，小吃店就关了。我们一起在洋人街旁边的博爱路开了一家“乱画堂”。
拿到钥匙第一天，张东就把白墙刷成漆黑一片，然后把他创作的现代水墨画挂在黑乎乎的墙上，打算出售。屋顶上吊着几盏大红花布做的灯，又从苍山上找来一些“曼驼铃”，长长的枝条上结着艳黄的圆形野果，挂在屋顶、墙角和门边上；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布满纹理的朽木板，放在店的中间，上面摆着各式各样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一天晚上，张东心血来潮，找来一些木料，在店门口搭起一个两层的木台，木架边上挂满了绿色的啤酒瓶，风一吹，酒瓶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附近居民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一夜之间立起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惊奇不已。孩子们老爬上去，跳上跳下，嘻嘻哈哈。大家从没见过这样开店的，更没看过这样的画。好奇前来围观的人还不少。有时张东不理人，任人议论，有时兴致来了，抓住一个人狂说不已。来的人只是看新鲜，没有人会真心买画。张东就想是不是可以卖门票，一块两块也没个数，实施几天也不怎么奏效。那时，他开店就当玩，完全不像做生意，想开门就开门，想关门就关门。一到晚上常在洋人街的酒吧泡着，跟人穷聊。每到周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州县游山玩水。当然，大部分费用由我负担。他有时给酒吧做装饰设计的收入，还不够他喝酒。那时，我帮他租了一个小院，一前一后两间房，中间一个小天井，花开不断。他在天井边上也搭起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沿着架子，可以爬到卧室的房顶上。早上起来，他经常冲到天井里，对着水龙头洗冷水澡，然后浇花。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爬到木架上，躺着，趴着，斜坐着，晒太阳。阳光暖洋洋地照着，舒服极了。而且站在高处的视觉跟平时的不一样，大理古城大部分都是灰色斜顶瓦房，从高处看过去，一排排参差错落有致，墙头上一簇簇野草。傍晚时，一家家的炊烟缓缓升腾。这样的景致，平时真没太注意。张东有时甚至在周围几家的房顶和隔墙之间跳来跳去，来回穿梭。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看到张东爬到高处，在下面使劲招手，用大理方言大叫：“下来，下来！” 张东赶紧下来，可是老太太一转过背，他又爬上去了，谁都拿他没办法。
他住的那间卧室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三面白墙上用炭条画满了人体，屋顶一角的瓦片被掀开，安上了玻璃，说是通过这块天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小小的屋子也用竹子，石头，布帘分隔成几个空间。“乱画堂”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终于做了第一笔也是惟一的一笔生意。一位台湾的肖先生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怪人”，就爱买“怪画”，于是花了一万块钱，买走张东几幅“水墨画”。张东拿到钱，有了经济基础，就想回北京发展。那时，父母已经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们来往，还暗中派人了解张东的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让我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否则谁都走不了了。我回到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就随张东离开了大理。和张东一起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后，认识了很多“同类人”，大家零零散散租住村里的平房，每天画画、喝酒、聊天、唱歌、浪诗（浪漫地吟诗），带着青春和激情，仿佛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没事时，就到游人较少的福海边散步，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享受着福海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夏天游泳戏水划船，捞河蚌，冬天溜冰吃火锅。有时候到北大看电影或演出，有时候去五道口迪厅蹦迪到凌晨，然后又一大堆人一起去吃“加州牛肉面”，玩得忘乎所以，非常过瘾。那时候和一些朋友之间总是互相关心和帮助，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虽然艺术家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见解，时常也会爆发“战争”。至今和这些朋友仍保持着深刻的友谊，即便有的分开了，仍时不时地念叨着。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却渐渐地陷入物质的极端不自由，而且这种状况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时时会凸现出来。没有稳定的收入，粗暴房东的责难，频繁的搬家，物质条件的简陋，这些都像影子一样紧紧相随。来北京后，差不多两三年，没有和家人联系。刚开始是怕他们知道后，会把我抓回去。后来是因为没做出成绩，无颜面对父母。偶尔给他们写封信，报报平安，宽慰几句，也不留我的地址。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我真的无能为力
其实，经常搬家，也没有固定地址。我知道那时父母为我伤透了心，妈妈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为我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我们搬到了东坝河，以后又搬到酒仙桥。有一天外出，家里被盗，于是又跑到通州宋庄找房子，找来找去，找到北寺的一个独门独院，很满意，第二天就叫了搬家公司。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穿越北京密集繁华的街道，开往郊区，两边高高的大树呼呼而过，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到了北寺，把东西卸下后，开始收拾院子、拔草、整理房间，等弄得差不多，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传来“咚——咚——咚”猛烈的敲门声，打开门，进来几个人，说是通州的片警和村干部，看了看张东的身份证，又看看他的画，生硬地说3天之内必须搬走。我当时特别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圆明园画家村被赶的情形怎么又出现了呢？这大概是1997年夏天的事。平房住得似乎没有安全感，不得已，又到通州找楼房，找了整整一天，都没合适的，看着夕阳一点点沉落下去，天色越来越暗，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竟然找不到立足之地，又冷又饿，说不出的困惑与迷惘。最后到了滨河小区，遇到一位老太太，总算给我们介绍了一套在6楼的两居室。在滨河住了几个月，感觉老是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当时很多朋友都在通州宋庄的小堡村、大兴庄、辛店村等地买了农村的院子，于是开始筹备在农村买房。我那时在市区上班，张东没事就骑着自行车找房。不知怎么骑到了减河，宽阔的水面，两边高大整齐的白扬树，草地，典型的北方风景。或许是被这风景吸引，便在减河边一个叫“常屯”的村子买了一个小院。平时，张东一个人待着，我周末回来看他。住了一段时间，发觉这里有诸多不便，远离了“大部队”，一个人很孤独，没有交流，院子太小，离高速路太近。于是把房卖了，后来又在辛店村买了一个空阔的院子，当时连院墙都没有，就5间老房子。
在辛店的日子也有很多欢乐，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8月在我们家大院子里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当时正好是国际艺术博览会，邀请了一大车外国人，还有好多朋友，总数差不多100多人，大家高声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村子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人，被震惊了，于是村保出来干涉，强行于午夜12点解散，大家兴犹未尽，怏怏而去。我在北京惟一过过的一次生日是在1999年4月，其实是那天刚好几个朋友来玩，其中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老斌，偶尔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老斌拿出小提琴，在院子里为我演奏了几首曲子。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这样高水平的小提琴曲，只见指尖非常娴熟地在几根弦间来回拨动，转换速度之神妙让我惊呆了，美妙的乐声超然物外，仿佛不是这样一个乐器演奏出来的，而像天籁之音在风中，在树枝间久久飘荡。这么折腾了几年，靠张东的艺术自然养活不了这个家，我也反反复复换了好多工作，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起几年前自己开民族工艺品店的梦想，我是少数民族，在大学也“研究”少数民族，我熟悉他们，钟爱他们精美的手工艺品。于是选择从云南的手工布艺开始做生意，从低门坎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入口，没想到一做还挺顺，很多人喜欢，再加上我们的设计和创意，外国人也来订货，让我们欢喜了一阵。2000年3月4日，我和张东在大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2001年8月6日，儿子张敬一出生。在生意场的旋涡中起起伏伏，很不容易支撑到今天。不久前，在四惠桥附近的金海国际买了楼房，几年的辛苦终于结出了一点果实。曾经的苦，对我而言，已经像风一样刮过去了。经过这么几年的磨砺，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心被磨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透亮。
作为母亲，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每天健康快乐地成长。至于艺术，那是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去感受，去体会，去爱的一件事，也许，它不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渗透在我们平平常常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09母牛和土狼的罗曼史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4月末，在大山子艺术节上，东亮遇见了三毛和他的妻子王茹。在与三毛的闲聊中，东亮说起我曾在某杂志上读了采访他们夫妻的一篇文章，觉得文章里的女人挺了不起的。三毛听了东亮的表达后，语焉不详地说了句什么。据东亮回家向我描述，三毛眼里闪过一些晶莹发亮的东西。我当时不在现场，那些闪亮的东西没准是太阳光的原因，而被他情绪化地加入了感情色彩。至于语焉不详，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已隔时日，东亮已忘了三毛当时确切的回答。那篇采访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人生活拮据，女人为男人流产7次，女人一直支持男人的艺术，努力在外做工。换句通俗的话说，女人一直养着一个艺术家。东亮对我说，三毛夫妻现在有一个皮具工作室，那天他们去艺术节也是顺便给798工厂的代销店送些货。并且，三毛盛情邀我们去他家玩，要过夜，否则不过瘾，房子大，吃住不愁，关键，趁蚊子还没有猖獗。几日后的一个下午，3点半，我和东亮从通州的家出发，向西，乘高速大巴、地铁，转西北城铁龙泽下车，转26路小巴，终点下车后，往前走一长段石子路，便到了昌平沙河镇的小沙河村。
电话里王茹叮嘱，低矮篱笆圈围的小院里有两个粗大树桩的就是我们家。看着一路一水儿的朱红色对开铁门正犯难时，有声音从不远处大喝过来，是三毛，脚下缠绕着一胖一瘦两条狗，大张着嗓门叫个不停。走近了才看清，小院果真小到几大步的一窄条，低矮的篱笆，不费力抬脚就能跨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