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超现实的梦幻-象征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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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超现实的梦幻-象征主义文学-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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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

  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行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作中的“姑娘”,是诗人“凄婉迷茫”的心绪的象征;诗作对“哀怨又彷徨”,“冷漠,凄清,又惆怅”的姑娘的描绘,乃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见岳洪治编《现代十八家诗》)。诗人环绕着“丁香”这一中心意象,使用复沓与回环的手法和节奏分明的语句,极力渲染了内心浓重的愁绪,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强的乐感的朦胧境界,很有感染力。

  后来,戴望舒的探索转向,致力于写作无韵体诗。抗日战争时期,他利用这种诗体写出了著名的《我国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象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诗篇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当时诗人正身陷囹圄,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诗题便暗示了诗人这一遭遇。诗人由个人的不幸联想到民族的灾难,抒写了对民族命运的浓重忧思和对“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的解放区的衷心向往。诗作通篇采用象征暗示写法,显得深沉含蓄,诗味浓郁。

  象征主义在我国的影响,特别是戴望舒等人的创作成就,有力地证明“洋为中用”是有利于发我国的文学事的,但要注意结合我国的文学传统。

  象征主义发展到本世纪的20—30年代,在英美出现了意象派,在意大利出现了隐逸派。一般认为,意象派和隐逸派是由于艺术传统的不同,诗人们的审美追求不同而形成的象征主义的变种。这两派的诗人们勇于探索,努力创新,对象征派诗作中的某些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引伸和强调,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隐逸派的诗人们还曾两次光荣地走上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领奖台。

  就象征派本身而言,发展到40年代,已没有什么重要作品问世。1948年,艾略特领走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一派得到最高的奖赏的同时,好像也宣告了它的终结。特别是,从1939年起,后期象征派的一些大家,如叶芝、瓦雷里、霍普特曼,梅特林克相继去世,所以,这一派至40年代末实际上是名存实无了。

  然而象征主义的生命却又没有完全终结,它在现代派的某些派别中仍旧存活着,比如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等派的血管中,就明显地流淌着象征的血液。“用自己的笛子吹奏着自己喜爱的调子”:

  象征主义主要作家、作品评介

  象征派的诗人们大都是性格独立、高傲的,他们对艺术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浇灌诗歌之花,使她更为美丽,更为绚烂。因此,象征主义艺苑中的每一枝叶,每一蓓蕾,都有属于自己的形貌,属于自己的风采,千姿百态,争奇斗艳。这正如马拉美所说:“我们目前面临着的,是整个诗歌史上的一种真正不平凡的,独一无二的景象:每一个诗人,呆在自己的角落里,用自己的笛子吹奏着自己喜爱的调子。”“接触那在天上的美”: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是象征主义萌芽期的作家。他虽然只活了40年,却在美学方面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象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波德莱尔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爱伦·坡一生创作了50篇小说、70首诗,还写有《创作哲学》(1846)、《诗歌原理》(1850)等理论著作。

  从总体上讲,爱伦·坡的美学观点和文学创作更倾向于唯美的追求。他在《诗歌原理》中说:“我坚信,那种最纯洁、最崇高、最浓烈的快感,来自对美之沉思。”出于这种看法,爱伦·坡反对说教主义,也排斥浪漫主义的“激情”。他说:美的本质,每浮现于灵魂之升扬的激动——与沉醉人心的激情,没有什么关连——或者说,美浮现于那种真理,它是理性之升扬。”他认为“教训”“腐化我们的诗的文学”,“激情”阻止对美的获得。只有在“灵魂之升扬的激动”中,才能领略美,把握美。

  这样的观点必将导致两种倾向。一是唯美主义。爱伦·坡说,诗就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最大快感就在于“美的沉思”,一是神秘主义。爱伦·坡认为,作为诗人,必须努力“接触那在天上的美”,世间的美,只是“天上的美”的一个倒影。这种看法,正是象征主义的美学观。

  那么,如何在诗中创造美,并使读者领略、把握住美呢?爱伦·坡指引我们注意下述五方面:

  第一,加大效果的强度,爱伦·坡说:“当人们谈到美的时候,他们不是把美看成一种性质……而是一种效果——简言之,他们所说的,是那紧张而纯粹的灵魂之升扬……”因此,他认为,写作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时,要寻求某种效果,并努力突出这种效果,在《创作哲学》中,爱伦·坡谈到,他写作《乌鸦》这首诗时,是要抒发自己内心的“最大限度的悲痛与绝望”。为了实现这一主旨,诗人做了如下处理——“我”对乌鸦的所有提问都得到一个回答:“再不来了!”“再不来了”这句话在诗中反复了11次。这种处理无疑具有加大效果强度的作用,不但突出了诗人由于爱人之死而引起的悲痛绝望,也使读者的心境为之阴郁、黯淡。

  第二,强调诗的音乐性。爱伦·坡认为。要使诗达到一定的强度,离不开格律、节奏和韵律这些音乐的成分。他说:“也许只有在音乐中,人的灵魂庶几可以达到……创造至高之美的境界。”这种观点,切合诗的抒情功用,也符合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他的诗作,都是他不倦的艺术探索的结果,一般都达到了音乐的境界,如前面提到的《乌鸦》,以及《致海伦》,《安娜贝尔·李》、《致一位在天国的人》等。其中,《致海伦》最具有代表性:

  海伦,你的美对于我/犹如尼萨的船舸,在往昔/它们飘过芬芳的海波,/把漂泊者从倦人的旅羁/载回故国的陆地。

  经历了海风多次的吹拂——/你那风信子般的美发;你典雅/的脸庞,水仙女的风姿,带我/回到希腊的熠熠光华/和古罗马的气魄。

  看!在一个华美的窗龛/你如雕像那样伫立,玛瑙明灯擎在手里!啊,赛琪,你来自彼岸/那不可及的圣地!

  这首诗,即使是通过译文,我们也能在吟诵中领略到一种音乐美。诗篇节奏分明,读来抑扬顿挫,起伏有致,感染力极强。而且,我们跟随着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由现实中的美人斯丹娜夫人,想到荷马史诗中的美人海伦,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水仙女,想到身生双翼、弯弓射箭的爱神丘比特的恋人赛琪 (一译普赛克);由现实进入到古老而神奇的境地,进入到象征着至善至美的艺术殿堂。这时,我们的心灵还可能“静观”,到诗人所推崇的那种“超凡美”,从而得到慰藉,得到陶冶,得到升华呢!

  第三,表现梦幻世界。爱伦·坡认为:“觉醒世界的边际与梦幻世界的边际,时而交融不可分。”在梦幻世界里,灵魂可以通过冥思和静观而瞥见,接触到“天上的美”。因此,在创作中,爱伦·坡常常把现实和梦幻结合起来。如上引《致海伦》就具有梦幻色彩,《乌鸦》更是一个梦境的复述。丧妻之痛、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于是他假托幻境,通过“我”与乌鸦的问答,通过“再不来了”的反复咏叹、让人们看到他阴郁而悲观的内心世界。这样的描写,给人一种似真非真、似幻非幻、亦真亦幻的印象。更耐人寻味,更具有诗意,产生了一种朦胧美。

  第四,追求恐怖、怪诞。恐怖怪诞是爱伦·坡小说的基本特色。《黑猫》、《阿芒蒂拉多的酒桶》、《丽基娅》,特别是《乌合古厦的倒塌》等小说,采用“把滑稽提高到怪诞,把害怕发展到恐惧,把机智夸大成嘲弄,把奇特变成怪异和神秘”的方式,造成强烈的效果,让人领略到一种怪诞美,丑恶美。甚至,爱伦·坡的诗歌创作有时也追求恐怖、怪诞。如《乌鸦》中的情境描写,就有这种效果。诗人写道:“我”为了排遣对于亡妻的“相思情”,在“静静子夜里”“困倦读逸诗”。屋外,“万籁声俱寂”;远处,“余火残影地上跃”;耳畔,“风声破寂寥”;室内,“凄凄紫罗帷”,发出“嗦嗦响”。这种气氛的渲染,自然使人“害怕”,下面的描写则造成了“恐惧”:“我”十分感伤,因为“诗中无药灵,难解相思情”。正当此时,“忽闻叩门帘”。半夜三更怎么会有人敲门?于是,无限恐惧脑际绕”。但当“我”“稍稍惊魂定”,打开房门时,却“夜色茫茫空寥寂”,“此外别无其他了”。正疑虑之时,“又闻哒哒响声高”。怎么回事?“我心稍定探秘奥——唯有风声破寂寥!”接下来,“我伸手开窗门,忽闻扑扑声,飞入高贵一圣鸟,乌鸦飞不停,无意表尊敬,端坐门框顶;神态胜似王公傲,智慧女神足下蹈,高栖独坐还寂寥。

  这种描写、这种渲染、假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会毛骨悚然,心惊胆寒。而这正是诗人的审美追求。

  第五,强调暗示写法。爱伦·坡反对直露。他认为,在诗中“接触那在天上的美”,要靠暗示,靠象征,即:利用“时间里的事物与思想,作多种形式的结合。”这种观点,把爱伦·坡导向了象征主义。后来的波德莱尔的“感应论”,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说,都是爱伦·坡观点的延伸。爱伦·坡本人的创作,虽然也包含着唯美主义的成份,但也明显地表现出象征主义的某些特色,动用象征,暗示的写法就是其例如《黄金国》:

  锦衣华饰,英武的骑士,穿过阳光和绿荫坡,长41途旅行,高歌一曲,到处寻找黄金国。

  两鬓渐斑——这铮铮铁汉——/心中一阵阵焦灼,当他发现/遍寻不见/传说中的黄金国。

  壮士坠地/已奄奄一息,游荡的黑影从身边过——他问:“影子,哪里才是——流乳与蜜的黄金国?”“月亮上面/山的那边,穿过幽深的黑沟壑,趲行,趲行,”

  这么说,那黑影——“若想寻得黄金国!”(李文俊译)

  本诗便是采用象征暗示的手法写成的。“黄金国”在西方的传说中是一个理想的国土,在本诗中象征诗人所追求的艺术的完美境界;而骑士寻找黄金国的过程则象征诗人对艺术的完美境界的追求过程。诗作中表现了诗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顽强精神,但最后一节暗示出,诗人的努力归于失败,前途十分黯淡、渺茫,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情调。诗作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人们称这首诗是诗人最后的一首诗。如果是这样,那么本诗倒是他一生的一个形象化的总结了。

  不过,诗人倒不用因为自己的艺术探索而悲哀,因为,他作为艺术发展潮流的一个“先知先觉者”,无论是他的美学观,还是他的文学创作,都给后人以极大的启示:启示了波德莱尔,启示了马拉美,启示了瓦雷里,启示了叶芝……一句话,爱伦·坡的灵魂将通过他的事业的后继者而“接触那在天上的美”。“音乐高于一切”:魏尔伦

  保尔·魏尔伦 (一译魏尔兰,1844—1896)是19世纪70—80年代蜚声法国诗坛的诗人。他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麦茨城 (一译梅斯城),后来全家迁往巴黎。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黎市政厅当小职员,经常出入于文人麇集的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在这里,他结识了帕尔纳斯派诗人,并开即了诗歌创作。但他对帕尔纳斯派的理论并不十分信服,他崇拜波德莱尔。186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一译《土星人诗集》)问世,诗集中的许多诗可说是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续篇。1869年,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游乐图》(一译《戏装游乐园》。之后,他进入一生中最快乐的年代,他与玛蒂尔德·莫泰结婚,沉浸在纯洁的爱情里。他为玛蒂尔德写了许多美好的诗篇,汇编成第三部诗集《美好的歌》(1870)。1870年8月,魏尔伦开始与比他小10岁的诗人兰波通信。9月,兰波应魏尔伦之邀来到巴黎。兰波的到来,扰乱了魏尔伦的家庭,使他沦于荒唐、变态,伤感的生活中。1871年,魏尔伦竟撇妻舍子,偕兰波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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