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
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罗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饨之中，虽说这样做，有停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
突然，她意识到格雷斯又开始讲起话来。这时，她的这位来访者的声音稍稍变得柔和了些。“相信我，凯思琳，亲爱的。
我们都知道你所经受的折磨。不过，如果你不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人能帮上你的忙。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正是前途似锦，有好日子不要错过。如果我认为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亲爱的，我会是第一个理解你的人。当然喽，我倒可以找别的人代替你来打这些电话。不过，我们需要你，我是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仍然是我们当中最重要。
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由此你可看出，我为什么非要排出我们当中20个最受尊敬的成员打这些电话。我的原意，恰恰是为了使这些电话通知具有更重的分量。相信我，凯思琳，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我们这方面每个人都在内——特别是如果教会方面反对这次会议的话就更应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反对，不过，有这种议论。”
凯思琳一心要想方设法去逃脱掉这项不愉快的任务，所以直至这时，她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连听也没法去听这次妇女联合会召开会议的真正目的。她重新问了一下，格雷斯对她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格雷斯对这整个事情所具有的大胆和猥亵色情很难掩饰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样一来，凯思琳更加感到不安起来。她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去与一伙妇女一起聆听一个男人讨论美国妇女的性习惯问题，不管它是以多么冷静的分析观点来探讨的。更糟的是——因为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讲演所要引出的是什么——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对一帮生人吐露她的私生活秘密，象征性地剥去自己的外衣，使自己暴露在一伙迷眼斜视、专爱偷看下流场面的男人面前。
整个的事情是疯狂和邪恶不堪的，然而，格雷斯却是如此之热情——“这将使我们的组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阿克曼先生特意做这样的安排”——侄使凯思琳本能地感到任何反对意见难以让人理解了，而且甚至会引起她在性生活方面的怀疑。所以她不再坚持不干，决定拖拖以后再说。
眼下，她快速地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面对着这令人诅咒的文件夹。她拿掉那张人员名单，看了看下面的那片纸。这是张油印的公告报道——在第二天“立即发布用稿”——而且是由格雷斯·沃特顿签署的。格雷斯普对她解释过，在她打电话通知妇女联合会成员两天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时，这份发布稿将告诉她一切的有关内容。凯思琳一边沉着地吸着烟，一边读着这份新闻发布稿。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叨分，”这份油印的报道写道，“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的世界著名性权威，去年的畅销书《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的作者乔治·G·查普曼博士，将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做演讲。在大会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查普曼博士将就最近他对已婚妇女的研究和意图加以论述。查普曼博士偕同他的助手、均与里尔顿学院有联系的范·杜埃博士、卡斯·米勒先生、保罗·拉德福特先生等一组人员，将要会见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中已婚的或曾经结过婚的成员。
“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椰榆，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人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 ※ ※
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时，她的意思是要知道，精精确确，你从早晨到晚上如何？还有，昨天过得怎么样？一点不容大而化之的回答，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其辞，要不，她是不会满意的。从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的大眼睛里所观察到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确切的、明了的，让人能理解的。
这时，她一只手放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键盘上，一只手拿着听筒对着耳朵，继续——这已经是这次电话的最后几分钟了——用一些对有关查普曼到布里阿斯考察的提问折磨凯思琳。
“说真的，厄苏拉，”凯思琳强压着怒气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查普曼博士挑选我们作为他的最后的实例，我所知道的只有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发布稿上所说的情况。”
“好吧，那就把它读一下我听，”厄苏拉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
厄苏拉听得见电话对方凯思琳手中的稿纸翻动的沙沙声。
她谛听着，当对方用发干的嗓音在电话上读着那文稿时，她把眼睛闭起来，以便使听力更集中。凯思琳读完后，厄苏拉睁开眼。“我猜想，”她对着话筒说，“就这些东西，可怜的查普曼博士。他会大失所望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从这帮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冷淡的长舌妇身上打算了解什么？我能看到的是他问特丽萨·哈尼希她最愿当个什么，她肯定会告诉他，是当一个艺术经营商的老婆。”
“我想我们与其它地方的妇女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也许有。”厄苏拉表示怀疑地说。
“我能告诉格雷斯你打算出席这次会吗？”
“当然罗。无论如何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
厄苏拉挂上电话之后，又后悔自己惹得凯思琳不愉快。她似乎察觉凯思琳有点生气，而且常常如此。这样一来，事情就太糟了，因为她真诚地尊敬凯思琳，并且想要获得她的友谊。
她所认识的布里阿斯的所有的女人当中，她感到只有凯思琳在智力方面能与自己相匹敌，更何况，凯思琳具有一种难于描述的气质——这是一种使妇女成为贵夫人的气质，一种良好教养的、人们口头上常说的仪态万方的风度。在这上面，或者在某一部分上面，还增添上一种具有财产的富贵气。谁都知道，凯思琳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她的财产足以维生，不必去做工。有一次，厄苏拉在她为《家庭》杂志所写的每月一次的特写中，涉及城郊富裕妇女的平均情况时，用的模特儿就是凯思琳。她疾妒凯思琳惊人的美貌：她那泛着光亮的黑头发，修束得短而漂亮；她的富有挑逗性的绿眼睛；小而周正的鼻子；丰润的鲜红色的嘴巴——所有的这些和莫迪格联尼的脖子，安放在身材修长、童贞似的优美的躯体上。
厄苏拉将转椅摇转过来对着打字机，对着她书房的壁镜斜瞟了一眼，重对节制饮食暗下了保证。不过，从镜子里看自己，令人大失所望。她天造地设地赶不上凯思琳·鲍拉德。她是大骨架的身量，从腮到肩膀到臀部都如此，体重总是135磅。有一次，在一次聚会上，一个酒鬼就曾说她像一个身体过重的夏洛特·布朗蒂。她肯定，这是因为她把自己的暗褐色的头发从当中径直向下分开的缘故。尽管如此，她喜欢这种文学的引喻。对一个41岁的妇女——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来说，她没有忘记提醒自己本周末写信给戴文，不知道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像她的父亲，她保养得不错，并且对那双小手和完美的小腿颇有点沾沾自喜。再说，哈罗德喜欢这个样子。而且，除此之外，她是萨泼霍而不是特洛伊的海伦，是木塞的萨泼霍，更不是莱斯博斯岛上的。她所具有的会更耐久。
她又砰砰啪啪地在打字机上干起来。还有一个小时她就得离开到机场，去会见伯特伦·福斯特和他的妻子阿尔玛。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福斯特并不是她的一个理想中的出版商——他的粗鲁和庸俗常常令人不愿接近。他办《家庭生活》杂志的兴趣，重在商业利益而不是文学，有时让人很感失望——不过，他确实是够精明的，能从他的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挑选了厄苏拉，并提拔为这份发行面颇广的家庭杂志的西方编辑。
这时，厄苏拉打好了她的概要，把它从打字机上抽下来，并开始进行校对。这份概要构想巧妙，措辞迎合了福斯特重金钱的偏见，并借此提高了自己所干工作的分量。概要包括了头半年她办公室的活动。它强调少花钱，办大事。它建议，花费很少的额外费用，采用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方法大做广告，使她的部门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更广的报道范围。
“最亲爱的？”这是哈罗德的声音。
厄苏拉望去，只见哈罗德·帕尔默犹犹豫豫地走进这间书房里来，手里端着早餐盘子，盘子里盛着鸡蛋、烤面包、咖啡。“你最好吃点什么，要不会头痛的。”
哈罗德把她的早餐盘子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厄苏拉心不在焉地瞅着他。自结婚以来，虽说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准备早餐，即使雇用了一个住家佣人后，他仍坚持这个习惯。他每次这样做，看上去倒像这样干是为了帮个忙似的。他个子挺高，行动不决断，说话口齿不清，面色发灰，凹面脸，比厄苏拉大两岁。他长着的一副会计师式的外表，而事实上，他就是一位会计师。
他在尼苏拉对过的皮椅里坐下。“应该去换换衣服了吧？”
他用询问的口气说，一边搅着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