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贯到底，机动灵活，节约开支，这一次，共有四人和一名秘书。查普曼博士，霍勒斯，保罗和一个左撇子、年轻的心理学家西奥多·黑恩斯组成了这支小分队。贝尼塔·塞尔比，一个面色苍白、性情孤僻、淡黄色头发的29岁的姑娘，一个工作狂，是这个小队的秘书。贝尼塔按要求在小分队每到达一个城市前两天飞到那里，凋好机器，停在那里做好文件工作。
这14个月的旅行是从明尼苏达州开始的，又转移到佛蒙特，然后弯弯曲曲，跨州越区，最后来到加里福尼亚。启程前一个月，西奥多·黑恩斯辞职了。他在华盛顿获得了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是他与查普曼博士有联系的结果——这对他靠自己的双足独立于世界是重要的。查普曼博士的劝诱完全失效，黑恩斯离开了小分队，卡斯·米勒接替了他。
查普曼博士曾跑去芝加哥会见投考者，卡斯立即向他提出了申请。卡斯是一个动物学家，在一家规模不大但级别颇高的俄亥俄学院里任职。他教四个班，正在攻读哲学博士。他的背景，非常类似查普曼博士本人。他那凶狂的强烈情感——查普曼博士仓促之间误认为是献身精神——竟是那样地具有感染力。经过查普曼博士24小时的识破一切的询问和对其背景的表面检查后，卡斯总算过了关，成为该队的第四名成员。
一周之后，因为办妥了他在俄亥俄的事情，卡斯来到里尔顿，日夜不停地进行材料汇报工作。霍勒斯认为他还不错，但保罗却不那么肯定，卡斯个头不高，但很结实，具有运动员的体质。他肤色发黑，有种郁郁沉思的美，像是哈姆雷特的化身。他头发黑而呈波浪型，眼睛很小，嘴唇圆厚。他清洁得发光，所穿的衣服也无懈可击。他走起路来像矮脚鸡一样昂首阔步，许多矮人都这样。在他身上，有一种弦上得太过、发条卷得太紧的感觉。他用一种发狂的办法锻炼，身体强壮，工作永不疲倦。通常，他寡言少语，这点起初倒骗过了保罗，使保罗相信他有内秀。他习惯玩世不恭，举止粗鲁（只从某种说话态度看，因为他实际上很有学问），喝酒有节制，喜欢远距离一声不响地步行。保罗常常想，必须好好了解他一下，不过说真的不喜欢他。
在过去紧张的14个月中，保罗终于把他了解清楚了。衡量他个性的各方面因素，保罗得出结论（对他自己），在卡斯身上，使他最感抵触的是他对妇女和性的态度。既然他们所有的人日复一日地忙于研究妇女的性行为，任何对纯科学态度的背景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查普曼博士不在普通的临时安排的性谈话之列，一般也不乘车外出。他高高在上，不在评判之列。霍勒斯对此已经麻木，好像他在他那离了婚的老婆身上已经花掉了他最后的感情投资。保罗想像霍勒斯的性欲商数很低，所以，通常情况下，他与世隔绝，隐居在他私人的幻想世界里。保罗他本人，经历了查普曼博士的男子单身汉调查中的各种发现，就他的欲望和行动而言，在加入这个小分队以前，早已变得正常了。最近，他已经把他的肉体的欲求升华到工作中去。他现在发现没有女人他也可以效率很高地工作几个星期。每天进行的过度的性谈话，长时间的情况记录，不间断的旅行，使得他软弱无力，酒精和睡眠已经成为代替肉体性爱的令人满意的东西。不过那时情况常常是最后总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的大腿、女人的乳胸，而且突然之间，他的情感被卷进去了。
因为该队的成员是在全国的最密切的注视下艰苦工作的，而巨不断地受到格鲁恩迪夫人维持风化的声音的挑战，他们的行为就必须无可指责才行。查普曼博士算是一遍又一遍地把这一点强调到了家。保罗也尽量玩保险的。他偶尔到一处匿名的人员拥挤的酒吧间里找女人，或者，像通常那样，通过大学里的某个同事，一个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一个能知道谁有朋友的单身汉。这里面没有爱，有的只是发泄和放松。真正的爱（不论它是什么样子），保罗从来不得而知，他也不允许自己仔细去考虑这码子事。从这一点上看，他觉得他像卡斯。不过，他是全然不像卡斯的，因为，他肯定，卡斯痛恨妇女。查普曼博士，通常对接近他的人观察敏锐，倍加提防。此时因忙得无暇他顾，竟没发现这个事实。不过保罗断定，卡斯的神经病在早期检查中还不那么明显，情况常常是他那激烈的情绪被幽默冲淡了。不过近来，十分肯定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当查普曼博士不在场时，卡斯在讨论女人时越来越显露出生气，几乎是暴怒的情绪，好像她们还没有进化到脱离开他曾经在教动物学解剖过的野兽一样。
保罗知道卡斯对妇女有一种强制力的要求，需要许多妇女，不同的妇女，他从几乎访问过的每一个城市里挑选她们，有时达到毫不顾忌他的身份的程度。这是不是要提高他自己——或者要贬低所有的妇女？保罗不得而知。不过，他感到卡斯对她们做爱，而不是他与她们做爱。这是他与卡斯的根本不同之处，卡斯做没有希望的爱，保罗即便在他最期待的冒险中，仍然希望得到更多，永不停息地寻求全部的爱，而不是单独的性，不过，永远找不到它。
模模糊糊地，他似乎听到喊他的名字，即刻从梦幻和往事的幽深处摸索出来，爬回到火车的卧室里。
他意识到，是查普曼博士一直对他讲着话。“……注意东圣路易斯。”
保罗很郑重地点点头，“是，那自然。”他急忙把大腿上的文件弄弄平。
查普曼博士转向霍勒斯和卡斯。“呃，我们天一亮就早早起床。我们到布里阿斯时要处在最好的状态下。”
霍勒斯站起来，伸了伸腰。“对于我们的到来公众有很大的反响吗？”
“哦，我想有。”查普曼说。
“我痛恨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霍勒斯说。“我不是那号料。我看上去总像是正在被验明正身似的。”
查普曼博士大笑出声。“名声的代价嘛。”他用满意的口气说，“好，晚安。”
“晚安。”霍勒斯说。
他向门口走过去，保罗和卡斯跟在他的脚后。他们俩向查普曼博士点点头，查普曼博士这时正忙着把文件塞进他那棕色的小牛皮手提箱里，随后也跟出来。他们来到狭窄的过道里，保罗走在后面，这时查普曼博士又开了腔。“保罗，我能约你一分钟吗——只一分钟。”
“当然喽。”
保罗望了一下霍勒斯和卡斯，见他俩已经走下过道，两只手伸开像两只翅膀，扶触着米色的金属车壁和绿色的窗帘使身体保持平衡，朝着卧铺车厢走去。
这将是他们乘车工作的最后一夜，然后便可回家了。保罗很想庆祝一番。“卡斯，”他喊道，“你想不想临睡前干一杯“你说得太对了。”卡斯回答。
“我和你一起来。”
他看着他们继续走下摇晃着的过道，然后转身到查普曼博士的车室。
※ ※ ※
“……你会感到非常吃惊的，假若没有像阿克曼这样的人，我们的工作将会十倍地艰难，也许不能进行。”查普曼博士说。
他呷着加补药的杜松子酒，保罗坐在他对过，喝着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他们一直像这样交谈着，话题并不全是关于他们的工作的，不过是围绕着他们的工作进行的，这样谈了5分或10分钟。查普曼博士接铃叫服务员，定了饮料——很显然，他也感到像是过节似的——他们这时刚刚用过酒。
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到加里福尼亚，布里阿斯，在UCLA的朋友，回到里尔顿后某种适合所有人干的职业，然后话题又转回加里福尼亚——这有点古怪，他竟谈起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保罗凭直觉推测，这不过是唱正戏的过门，他喝着酒，等待着。现在查普曼谈起了埃米尔·阿克曼，一个有钱的洛杉矶居民，此人4年前曾协助安排调查会见，并对与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所签的合同负责。
“不过，他到底干什么？”保罗问。
“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说，“他是某一特定职业的代表，这种职业难于划分类别，叫不出名称，在美国靠它帮助国家运转。他过去干制造业，也许现在仍然干。巨富在贝尔、埃尔、棕榈泉、菲尼克斯都有房产。他的业余爱好是政治，那也许是他的职业。也许那正是他赖以捞钱的手段——安插上一位州长或一名市长，玩弄一下税务法规。我清楚他与萨克拉门托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有勾结，并插手十几项活动。他不大出头露面，不大出人办公室。他有点像哈里·道格尔堤——或者说好一点，像杰西·W·史密斯，那个在K大街拥有小绿宫的哈丁汉子。阿克曼的职业是助人为乐。”
“纯利他主义者吗？”
“我非常怀疑这一点。你把馒头扔在大洋之中——等着瞧——有时候你会抓到一条鲸鱼。这是一项获利的运动。许多没办公室的人并不是什么心地正直，智慧渊博的大人物头。你曾听说过总统哈丁的故事。他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你是个女孩子，沃伦，你必须总是像怀孕一样，你不能说“不”’，呢，成百的人都这样。当阿克曼提供一次恩惠时，他们不能拒绝。但他需要报答时，他们也不能说‘不’字，阿克曼干的是需要回报的买卖。”
“他能从您身上得到什么回报？”
查普曼博士端详了一下他的饮料。“哦，什么也没有。我肯定他不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尔四。他抬头看了看，微笑了一下。“正如卡斯可能想干的那样，也许，他只想要几个电话号码。”
“我不感到有什么吃惊。”
“不，说正经的，我想他感到我很好玩。他仅仅喜欢与我们接近的轰动新闻。我猜想，在他的较高层次的朋友中，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声望。我是说，他可以装成是这项计划的一员，这是一种你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这话有理，”保罗说。他慢慢喝着，心下却仍在猜度着，查普曼扯南道北，到底想说什么话。“他怎么和你联系上的？”
“呐，你对我们的作法已经很了解了。”查普曼博士说，“事情总有反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同社会团体一起共事，而不是与单个人，因为单个人容易担惊受怕，并且害羞不好意思。不过，有团体意见的鼎力支持，单个人总是会随声附和。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把手伸到平民和教会组织里面去，这谈何容易。径直地去接触是行不通的，情况常常是，他们好疑神疑鬼。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如此等等的疑虑。于是，我推想到，赢得他们信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术和政治领导人。我大力依靠我所有的大学的关系网。在每一处大学城，某个教授或荣誉教授，或大学董事会的理事就会把我介绍给某个政治家或某一俱乐部头头，而且这常常就能打开大门。当然，这一次，容易多了。你不了解我们先前进行调查时的难处。而现在，我们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我也有了名气，就是我们奋斗中的一个成员——即便是个荣誉——也是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他停顿了一下，呷着他的加补药的杜松子酒，舔了一下上唇，然后继续说下去。“你瞧，这就是我怎么碰上阿克曼的，4年以前，我们想在洛杉矶搞三组调查抽样。我认识一个人，在UCLA，这个人又认识在市长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人，市长办公室的这个人认识阿克曼。就这样，我一直托下去，见到了阿克曼。他是个大老色鬼，过去在斯坦福德时好踢足球，还保留着求学时期的大部分特点，我想，他很乐于显得普普通通。不过，他确实精明强干，他没有不认识的人——所以我说，谁都欠他点什么，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打了三个电话，我们就有了这三组典型抽样。我送给他一册亲笔签名的书，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所以，当我知道我们要重来洛杉矶时，我写给他一封信，告诉他我想要的东西，他于是作了安排，别问我如何做的啦。”
“我盼望能见到他。”保罗说。
查普曼博士的思路突然像是出了辙。“你会见到他的，”他心不在焉地说，“他将出席演讲会，肯定会来。”他凝视着保罗一会儿，“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人我想要你去见他——一个在眼下更加重要的人。”
真戏终于出台了，保罗对自己说。他没有说话，仍喝着酒。
“在我说起这事以前，”查普曼博士说道，“我想我最好向你作一些解释。此事异常重要，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的判断力。”
保罗点点头。
“因为，这牵扯到我们两个，”他停了一会儿，斟酌着怎样说他想要说的话。“我相信，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很尊重你，并且很想听取你的意见。”
“谢谢您。”
“废话就不说了，我说话是非常认真的。我在心里对这件事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外露，等我们的旅途结束再说，把一支小队始终拢在一起是重要的——非常重要——使大家一起干，没有偏爱，一视同仁。这就必须要民主。但是，你不能依靠三个人，必须选择其中之一的时候来了。霍勒斯资历深，他很好，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他是可以信赖的，一头老黄牛。不过，他缺乏想象力，没有社会天才，没有鉴别力，他没有锐气。他的言行像普通大众。至于卡斯，实话对你说，他不行，确确实实不行。让他干这项工作是安排上的失误。他不具备一位科学家的公正品格。他好搅弄是非。我发现他这个毛病有好一段时间了。当然喽，工作他还是干的，干得还不错。不过这次调查结束之后，我不得不把他甩开。
保罗对查普曼博士的观察力真有点吃惊——不是对他的观察力、真格的，而是对他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能的眼力感到吃惊。呐，霍勒斯，就此结束；再见了，卡斯，只剩下一个小印第安人�